美國造船業的衰落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無論是商船建造還是軍艦建造，美國都已遠遠落后于中國、韓國和日本。正因如此，本屆美國政府把“復興美國造船業”列為優先事項，并不斷釋放與日韓等國開展合作的信號，試圖借助盟友力量縮小與中國的差距。但問題在于，即便有日韓“加持”，美國造船業就真的能重新煥發生機嗎？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美國之所以頻頻談論“造船業復興”，核心在于軍艦和國防工業體系。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和美國政府問責局的多份報告都指出，美國海軍新艦項目存在成本超支和工期延誤的問題，且人力短缺、零部件供應不穩定、工藝流程效率低下等基礎性問題更是普遍存在，導致潛艇和水面艦艇的建造速度無法滿足軍方的要求。這意味著，美國所謂的“重振造船業”，首要目標是確保艦隊的擴張計劃順利推進。

然而，把希望寄托在日韓身上未必能解決美國的根本困境。如果華盛頓希望通過與韓國合作來迅速恢復產能，則必須面對一個現實：韓國船廠的訂單已經排到2028年前后，根本沒有“富余產能”能夠輕易轉移到美國。而日本雖然在造船領域的全球份額下降，但在軍艦維修保障和精密工藝方面仍有一席之地，因此美國更多考慮的是引入日本的管理和質量控制體系，而不是大規模引進生產能力。

在法律與政策層面，美國也給自己設下了限制。根據美國《國防授權法》和國會相關條款，美軍軍艦必須在本土船廠建造，這幾乎堵死了讓韓國或日本直接承接整艦建造的可能性。美國《瓊斯法案》則要求從事美國國內沿海運輸的船只必須在美國建造，這使得外部產能即便存在，也無法直接彌補美國的空缺。再加上武器出口管制條例對技術轉讓的嚴格限制，美國不可能在關鍵的軍艦設計和工藝環節完全依賴外部力量。因此，所謂的“日韓加持”更多是政治姿態，而非實際操作上的完全可行路徑。

從合作邏輯來看，美國與日韓的確存在某種互補性。韓國的強項在于高端商船的大規模流水線建造，日本在質量管理和前沿維修保障方面有豐富經驗，而美國則在復雜軍艦的定制化設計和集成上仍具備優勢。若三方能在產業鏈條上形成某種分工，美國或許能在局部提升效率。比如，美方可能推動韓國資本和技術進入美國本土船廠，以改善造船工藝和人力培訓；日本則可能繼續在海外基地為美艦提供維修保障。但這些安排更接近“補短板”而非“造奇跡”，并不能在短時間內把美國造船業推到全球前列。

根本上講，美國國內造船業的問題并不僅僅是缺少外部支持，而是內部結構性矛盾積重難返。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指出，美國造艦工人老齡化嚴重，年輕技術工人數量不足，培訓周期漫長；零部件供應高度依賴少數分包商，供應鏈十分脆弱。更關鍵的是，美國政府和軍方常常在造艦需求和預算上反復調整，導致船廠缺乏長期穩定的訂單支撐。相比之下，中韓兩國船廠往往依靠穩定的出口訂單與國家產業政策形成規模效應，這種差距不是靠外部注資就能輕易彌合的。

總而言之，即便美國拉攏日韓，“重振美國造船業”也是一場曠日持久的產業重塑工程，不太可能在一個總統任期內就能完成。“讓美國造船業再次偉大”，本質上是一場政治表演，既是對國內選民的產業情緒的回應，也是對外展示與亞洲盟友團結的姿態。但現實是，美國的產業短板和法律約束使其造船能力很難在短期內以爆發的形式復蘇；日韓能力有限，且很難愿意為了美國的戰略目標而犧牲自身的優勢地位和利益，也無法替美國承擔重建產業鏈的重任。美國若要真正重回世界造船業舞臺的中央，需要的不是盟友的一時支援，而是自身產業體系的深度再造。否則，即便有日韓幫忙，美國造船業“再次繁榮”的愿望也只能沉在“許愿池”里。（作者是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