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地緣政治熱點不斷，難點未解，全球治理赤字持續擴大。國際秩序和國際格局出現深度轉圜，全球治理體系正發生重要變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讓氣候變化應對、公共衛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戰更難破解，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與訴求常被忽視，加劇全球治理體系失衡。因應世界變局，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使命。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有效回答了“構建什么樣的全球治理體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這個時代課題。

首先，“自由世界秩序”日漸式微，全球治理所依托的國際秩序發生結構性變化。二戰后，美國等西方國家設計并主導了“自由世界秩序”。這一秩序以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為意識形態，依靠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和全球盟友體系，制定全球規則、國際協議和國際慣例。在“自由世界秩序”的推動和影響下，美國一度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引領者、主導者，同時也是受益者。然而，美國新政推行者如今認定華盛頓在“自由世界秩序”中所獲甚少，決意從這一秩序抽身。

多年來，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是美國主導“自由世界秩序”的主要支撐，它是美歐彼此認同、相互支持的重要抓手。美歐以此特殊關系相互策應，在全球范圍內推行資本擴張，坐收全球經濟和安全紅利。然而，特朗普2.0甫一開啟，便對這一傳統關系舉起大刀。特朗普直言，“歐盟成立初衷就是針對美國”，并以“歐盟一直占美國便宜”為由決意對歐盟加征關稅。美國副總統萬斯在今年的慕安會上炮轟歐洲這個“親密盟友”，直接將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打入谷底。對此，歐洲政學界人士普遍驚呼，“舊有秩序已經崩塌，世界來到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

其次，美國政府奉行重商主義和單邊主義，全球貿易治理碎片化加劇。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印度等金磚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美國保守主義、單邊主義、孤立主義思潮持續抬升，其對經濟全球化的認知發生了本質變化。美國反建制派認為，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美國付出了“愚蠢的代價”，而新興國家收割了經濟全球化的大部分紅利，并堅稱經濟全球化是導致美國制造業流失、貿易失衡、非法移民涌入等諸多經濟社會問題的源頭。

鑒于對經濟全球化的偏執認知和錯誤定位，美國執政者力圖從歷屆美國總統身上尋找歷史承襲，他們不僅發現第7任總統杰克遜的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很管用”，而且還接過了第25任總統麥金萊的“關稅大棒”。美國政府出臺的產業、貿易和關稅政策嚴重沖擊本就裂痕不斷擴大的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擾亂全球經貿秩序，加劇全球多邊經貿體系的動蕩與紛爭。有國際金融機構分析稱，美國“對等關稅”將導致全球供應鏈的成本上升40%，將對全球經貿既有治理架構產生破壞性沖擊，給多邊貿易體制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在此背景下，全球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將會甚囂塵上，逆全球化將加劇，全球產業分工效率會更加降低，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碎片化趨勢將大幅抬升。

再次，高新科技競爭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驅動因素。在國際政治新生態下，全球經濟治理的驅動要素也發生重要變化。特朗普2.0開啟后，由“政治、科技、金融”三股勢力組成了全新復合體，其中，科技元素在特朗普“常識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格外突出，尤其是一批高新科技領袖深度滲透美國新政的核心領域。這些政商新貴通過科技創新能力和商業豐厚利潤對美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與此同時，在高新科技浪潮的推動下，產生了經濟增長的新領域、新業態、新動能，全球經濟發展日漸數字化、科技化。科技競爭不但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而且成為全球大國競爭的主要驅動要素，直接影響未來國際力量格局的重構進程。以人工智能為例，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及其產品的應用，新業態對經濟發展將產生顛覆性影響，全球多國爭先恐后地發展人工智能。正如西門子股份公司董事會主席博樂仁所言，“世界經濟正處于深刻轉型之中，人工智能成為關鍵驅動力。”

概言之，當下的國際秩序已經發生結構性變化，進一步加劇全球治理體系“失衡、失效、失序”的態勢，其中，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全球治理機構權威性遭遇侵蝕、全球治理有效性不足的特征愈發凸顯。在國際秩序和國際格局遭遇沖擊的關鍵節點，中國提出“堅持主權平等、堅持國際法治、堅持多邊主義、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力求實效”的全球治理倡議正當其時，必將受到廣泛關注和認同。（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