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壇】

作者：張龍、王越（分別系天津大學建筑學院英才教授，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博士研究生）

前不久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著力建設安全可靠的韌性城市”，要求“強化城市自然災害防治，統籌城市防洪體系和內澇治理”。在全球氣候變化、極端天氣頻發的背景下，系統提升城市排水防洪能力、統籌城市水資源利用與防災減災成為構建韌性城市的重要方面。而古代治水實踐中蘊藏的水城共生之道，或可給我們帶來啟示、提供借鑒。

水資源是城市發展的基礎保障，歷代水利工程不僅聚焦解決供水和防洪問題，也支撐了漕運、灌溉與景觀建設。以北京城為例，其境內水系由永定河、潮白河、北運河、拒馬河及泃河構成，“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自西周燕都因水患遷往薊城起，歷代均重視水利建設：戰國建督亢渠，曹魏修戾陵堰、車箱渠，隋朝運河永濟渠北抵涿郡，為北京成為古都城奠定水利基礎。此后，金代引蓮花池水入中都，元代郭守敬主持修建白浮甕山河引水工程，明清改引玉泉山水，西郊結合大規模水利工程建設“三山五園”，既保障京城、運河用水及西郊稻田灌溉，又兼顧景觀設計，使北京城成為中國古代山水園林城市的典范。這些傳統生態智慧，對于當代城市規劃仍具有指導意義。

古人主張遵循“因勢利導”的原則。例如，大禹治水采用的“疏川導滯”之法，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時，利用河灣地形建無壩引水樞紐，都體現出對自然環境的尊重與利用。這種思想也體現在城市選址營建上。在當代，“因勢利導”要求城市規劃與水利建設充分尊重原有的地形、水系、植被等自然環境，避免大規模削山填湖、裁彎取直，使水城關系順應自然的脈絡生長。陜西省漢中市在統籌城市發展和漢江生態保護的過程中，最大限度保留漢江河道原生態岸線，守護南水北調“一泓清水永續北上”。浙江省全面推進生態治水，在國土空間布局上充分考慮水環境、水生態、水安全，注重資源本底，優化城鄉區域布局。這些實踐延續了傳統生態智慧，是新時代推動“人-水-城”和諧發展的生動體現。

“水土并治”是古代處理水城關系的核心策略。《禮記》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的記載，道出了從事農業生產的先民最根本的祈愿。在水利實踐中，古人致力于讓水土各盡其用，比如唐宋時期，太湖地區創造塘浦圩田，通過挖土疏渠形成水道，又以淤土筑堤御水；明代采用“束水攻沙”之法治理黃河，實現水土的動態平衡；清代在疏浚涼水河時，將挑挖的淤泥用于增辟稻田，達成土方平衡，同時以“散水勻沙”之法變無定河為永定河，又引南苑鳳河、涼水河水“蓄清刷渾”，最終實現“清流演漾，資安永定”的目的。“水土并治”的生態智慧為現代城市建設提供了深刻啟示：城市建設須摒棄“水”“土”分離的規劃模式，通過適當恢復河道的自然形態與功能，充分利用自然能動性實現水土協同調控。

“蓄水調洪”是應對降水時空分布不均勻的根本思路，古人早有“蓄泄兼資，旱澇有備”的認識。春秋楚相孫叔敖筑芍陂，堤壩鎖水，溉田萬頃；西漢賈讓獻“治河三策”，首推開辟蓄滯洪區；北宋興建木蘭陂，御咸蓄淡，功澤后世；及至明清，北京西郊的大型水利工程營建，蓄調古都水脈。“蓄水調洪”也是現代城市防洪措施的智慧源頭，現代工程先驅華南圭先生曾力陳玉泉山、昆明湖、護城河等自然水體對于北京城市雨洪調蓄的重要作用，提出恢復昆明湖為“總潴之處”，他的規劃構想中，早已蘊含當今“海綿城市”的生態理念。

當代城市建設應賡續“蓄水調洪”的傳統智慧，通過生態工程修復濕地、修建水庫、構建城市水網，形成層次分明的多級調蓄系統。通過季候性調度化害為利，將易泛濫的災害性洪水轉化為資源儲備。近年來，我國系統提升流域防洪減災能力，全面啟動以“分得進、蓄得住、排得出、人安全”為核心的蓄滯洪區綜合治理工程。同時，我國積極應對濕地面積減少、生態功能退化等全球性挑戰，加強城市濕地保護。今年舉行的《濕地公約》第十五屆締約方大會上，福建福州等9地獲“國際濕地城市”認證，我國國際濕地城市總數達22個，居全球第一，為世界生態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提供了中國范式。

世異時移，山川流峙，古人認為治水“無一勞永逸之計”，如何實現水城共生可持續發展是城市營建的首要問題。回顧歷史答卷，因勢利導、水土并治、蓄水調洪等豐富的傳統生態智慧，為現代都市應對雨洪挑戰、建設韌性城市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方案。傳承傳統生態智慧，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必將續寫人水和諧的城市建設新篇章。

《光明日報》（2025年08月28日 02版）

[ 責編：孫宗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