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中非人權研討會”于8月22日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成功舉行。中國與非洲45國的200余位代表圍繞“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攜手實現發展權”展開熱烈討論，達成《中非發展權亞的斯亞貝巴共識》，標志著中非將共同、系統地闡述一種以發展為導向、尊重各國國情的人權觀，在全球人權治理的變革中爭取更大的制度性話語權。

中非在人權觀上有著深層次共鳴。這首先源于雙方的優秀人文精神。《尚書》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與非洲傳統哲學“烏班圖”“我因我們而存在”的共同體理念高度契合，均強調集體福祉與和諧共生。中方主張“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而《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也將發展權和民族生存權列為首要人權。這種文明基因的相通，使中非在人權認知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中非人權理念相契合也源于二者面臨的發展狀況。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非洲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雙方始終將生存權和發展權置于人權事業的核心位置。中國通過脫貧攻堅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非洲在《2063年議程》中也把消除貧困列為首要目標，并在經濟增長與減貧方面取得積極進展。中非均堅持“人權事業歸根結底要由本國人民來評判”，秉持從實際出發的務實態度，在國際人權領域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為全球人權治理注入發展中國家聲音。

此外，中非在人權議題上共同秉持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中非都經歷過殖民壓迫的苦難，深刻理解“沒有主權就沒有人權”的歷史教訓。中國始終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在非洲熱點問題上保持客觀公正；非洲國家也在涉疆、涉港等問題上予以中方堅定支持，共同抵制西方借人權問題推行霸權主義的行徑。這種在主權與人權關系上的一致立場，也是中非人權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礎。

人權觀共鳴的背后，是中非合作促進人權的有效舉措。首先，以發展促進人權。中國將減貧作為對非合作核心，通過大量民生項目精準對接非洲需求。例如，中國專家在馬達加斯加推廣雜交水稻技術，累計培訓超2000人，間接惠及數萬農民；中資企業建設的肯尼亞蒙內鐵路為當地創造4.6萬個就業崗位。這些合作項目將人權理念切實轉化為民生福祉，生動詮釋了“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

其次，以健康護人權。60多年來，中國援非醫療隊累計向非洲派遣醫療隊員2.5萬人次，診治患者約2.3億人次。中國企業還在馬里、烏干達、喀麥隆等國投資醫藥產業，提升非洲藥品可及性。可以說，“健康權是基本人權”的承諾，已然轉化為惠及億萬民眾的民生福祉。

最后，以能力建設賦人權。中國支持非洲提升自主發展能力，從根本上保障發展權的可持續實現。新世紀以來，中國在非洲援建超過170所學校，培養各類技術人才逾16萬名，并通過“中非人才培養合作計劃”支持非洲青年來華學習。只有以發展促人權，才能實現人權的真正進步。

習近平主席指出，“沒有中非的現代化，就沒有世界的現代化。”中非“十大伙伴行動”與《中非發展權亞的斯亞貝巴共識》共同構建了中非人權發展新路徑，建立起“主權平等、互利共贏、共商共建”的南南合作新范式。該范式以主權平等為基礎，不干涉非洲國家內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反對搞雙重標準，彰顯了平等務實的合作理念。在人權評價標準上，新范式倡導以“人民的獲得感”為衡量尺度，推動將發展權置于核心位置，通過零關稅待遇等實質性舉措，真正回應非洲最迫切的發展需求。在合作模式上，新范式也實現了從“輸血援助”向“造血賦能”的轉變。例如，中非農業合作不僅提供糧食援助，還援建示范中心、推動產業鏈發展，支持非洲自主提升農業能力與發展水平。此外，“民生導向”自始至終在合作中處于核心地位。無論是“非洲抗艾防艾”行動還是“產業鏈合作伙伴行動”等項目，都直接回應了“人權保障要從人民最迫切的需求出發”的主張。

從理念到實踐，從價值共識到文明互鑒，中非攜手開創的人權發展新范式，為全球人權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中非方案”。它表明，人權不應成為少數國家的政治工具，而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人權保障沒有唯一標準，卻存在共同方向——以發展促人權、以合作謀共榮，讓每一個人享有尊嚴與發展的陽光。這是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的深刻內涵，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人權領域的生動實踐。（作者均是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