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家用電器研究院發布首份《中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及綜合利用行業白皮書》時，全國僅有少數幾家正規拆解企業，非正規作坊式拆解導致廣東貴嶼等地土壤重金屬超標觸目驚心。中國的電子垃圾集散地廣東汕頭貴嶼是全球化電子垃圾產業鏈的縮影——西方傾倒、中國承接、環境買單。
十五年后的今天，當《中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及綜合利用行業白皮書2024》不久前在北京發布時，中國已建成95家規范處理企業，累計拆解超9億臺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鐵銅等金屬472萬噸，塑料443萬噸，成為全球最大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體系之一。中國廢棄電器回收產業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天津一家環保公司的機械臂正精準分離冰箱壓縮機，制冷劑回收系統將氟利昂轉化為無害氣體，單條生產線年碳減排量相當于種植34萬棵樹。這一轉型背后，是中國電子垃圾治理從被動應對到主動布局的歷程，更是為全球電子垃圾治理提供的“中國方案”。
推動綠色發展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不斷塑造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著力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有效降低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持續增強發展的潛力和后勁”。
政策演進：從制度奠基到綠色賦能
中國廢棄電器回收處理行業的制度基礎奠基于2009年。國務院頒布《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首次確立目錄管理、處理基金和資質許可三大制度，明確生產者責任延伸（EPR）框架。2012年處理基金制度正式實施，通過向生產企業征收費用補貼正規拆解企業，初期覆蓋電視機、冰箱、洗衣機、空調、電腦等“四機一腦”。這一階段政策推動行業從無序走向規范——到2015年處理量達8000萬臺。2015年白皮書披露“四機一腦”綠色回收率從2010年的32.75%提升至2015年的60.29%，凸顯政策成效。
調整優化期（2016-2023年）的關鍵突破，源于環境立法與市場機制的協同發力。2020年修訂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將EPR制度法定化，強制要求企業承擔回收責任。次年，基金補貼標準大幅下調25-100元/臺，倒逼低效企業退出，前十企業處理能力占比突破50%。而2023年《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出臺，財政支持“煥新煥綠”行動，首次將回收循環利用列為國家行動支柱，拉動正規回收率從40%升至55%。
2024年標志性改革終結了長達11年的基金制度，從1月1日起，中央財政“以獎代補”專項資金正式取代基金補貼，引入動態競爭機制：資金分配70%權重取決于各省份規范回收處理量，產能利用率低于60%的企業將被限制補貼。同步發布的《再生塑料碳減排核算標準》更建立減排公式，將每噸再生塑料的碳減排量量化認證，為行業注入綠色金融潛能。至此，中國廢棄電器處理政策完成從“輸血式補貼”向“造血式激勵”的蛻變。
行業發展：規模擴張轉向質量躍升
十五年間，中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理論報廢量從1.66億臺攀升至2.89億臺，增幅達74%。面對洶涌的電子垃圾潮，回收模式經歷了三重進化。早期以小作坊為主導的個體商販（2010年代占比80%），回收渠道分散、環保不達標。2020年代平臺整合興起，海爾“五網融合”串聯3.2萬門店覆蓋2800縣市；京東以舊換新回收量超2000萬臺，送裝一體率達97%。2024年數字化生態逐步形成，在“互聯網+回收”政策推動下，2024年線上回收占比升至35%，總量達2.2億臺。某平臺AI估價系統日均處理手機超8萬臺，X光掃描儀生成70項質檢報告，讓二手手機品質透明化。
然而，處理環節的結構性矛盾卻日益凸顯。2024年規范拆解量9400萬臺，同比下滑3.7%，產能利用率僅47.56%，較2015年的65%顯著下降。這背后暴露出技術升級滯后——早期以人工錘砸、酸洗取金的粗放拆解，如今雖轉向機械破碎分選，但復雜材料處理仍存瓶頸。例如，氟利昂無害化處理成本仍比較高。
行業破局的關鍵在于高值化與減碳的雙軌并行。2024年，天津澳宏公司開發的制冷劑高效回收技術，年處理能力達2454噸，實現碳減排461萬噸二氧化碳，凸顯了技術創新的顯著環境效益。與此同時，一些家電企業布局再生資源基地，推動了“回收-拆解-再生”全產業鏈的整合。電子廢棄物的資源價值正在重塑產業邏輯，其資源產出數據彰顯了循環經濟的巨大潛力。
2024年，再生行業從9400萬臺廢舊電器中提取了鐵92.1萬噸、銅2.1萬噸（滿足生產209萬部新能源汽車電機），再生材料替代礦產開采130萬噸，節水330萬立方米。更深遠的影響在碳領域顯現：海爾的再循環工廠利用再生塑料生產洗衣機外殼，單臺減碳13.8公斤，年碳減排收益突破2000萬元。可以看出，全產業鏈布局成為破局的關鍵。中國資源循環集團整合中再資環等企業，處理能力集中度提升至54%，規模效應使噸處理成本下降40%。
挑戰與未來：行業重構與困局破解
2024年專項資金新政觸發連鎖反應，引發行業重構。一是清償困局：財政部75億元預算清償歷史欠補（2020年前補貼），但截至2025年4月仍有一些企業未獲全額撥付。二是預算縮水：2025年專項資金下降，導致一些企業在回收電器產品時的價格不得不下降。三是品類博弈：專項資金按冰箱、空調、電腦、電視、洗衣機不同品類不同比例分配，少數企業為達標產能負荷率紅線，以更高的價格收購廢空調，可能埋下虧損隱患。家電巨頭入場如美的重慶工廠、格力珠海基地投產后，將改寫行業競爭格局。
盡管取得顯著進步，中國廢棄電器回收眼下仍面臨一些挑戰。一方面大部分廢電器進入正規渠道的同時，仍有少部分通過翻新流入二手市場或被私拆，導致鉛、汞等重金屬污染風險。另一方面產能利用率出現下滑，暴露政策調整期的適應陣痛。
破解上述困局、應對挑戰，還需系統性方案。首先，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深化。格力2020年回收37萬臺空調的實踐表明，制造企業逆向物流體系可提升渠道控制力。其次，消費者激勵。2023年“以舊換新”政策通過補貼刺激換新需求，配合安全使用年限宣傳（如冰箱/空調≤10年），培育回收意識。再次，技術創新。生物浸提貴金屬技術可提升手機回收經濟性；智能拆解線需政策傾斜支持，2024年“以獎代補”資金已優先投向此類項目。
此次白皮書揭示的未來路徑則清晰可見：以政策為杠桿——動態基金調整機制應對價格波動，再生塑料強制摻混比例立法（如歐盟30%）倒逼綠色采購；以技術打破困局——生物浸提技術提升手機貴金屬回收率至95%，等離子體熔融技術無害化處理含汞熒光粉；加強全球協作——九陽收購Shark拓展歐美回收業務，格林美借“一帶一路”出口再生金屬至東南亞。
十五份白皮書連綴成一部中國電子垃圾治理的“轉型史詩”——從2009年制度初創時91家處理企業年處理1億臺，到2024年規范拆解9億臺、碳減排超千萬噸的規模。這部“轉型史詩”證明：當電子垃圾的回收成本低于原生礦開采，當再生材料的碳溢價超越資源價格波動，“綠色增長新引擎”便不再是一個隱喻。正如2024年度白皮書所強調的，行業正從“被動合規”走向“主動增值”。中國用十五年解鎖的循環經濟密碼，既是對“雙碳”承諾的答卷，亦為人類可持續未來烙下創新印記。
未來已至。隨著專項資金“以獎代補”機制落地，碳普惠賬戶與個人回收行為掛鉤的試點已在長三角啟動。消費者交投一臺舊手機或可積累碳積分兌換公共服務，使微觀行為匯入宏觀減碳浪潮。而歐盟ESG標準啟示中國加速再生材料強制摻混比例立法，讓再生銅、再生塑料從成本負擔變為綠色溢價來源。
當內蒙古草原的風電為海爾再循環工廠輸送綠電，當格力再生資源基地的拆解機械臂通過AI視覺識別冰箱壓縮機型號——中國廢棄電器回收產業正以技術革命掙脫“補貼依賴”，朝著綠色增長新引擎的方向邁進。在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大背景下，這一產業的轉型經驗，也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