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今年8月15日的到來，全球各地迎來了日本投降暨二戰結束80周年紀念活動。自1945年以來，世界曾經歷過許多其他重大戰爭，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仍在公眾記憶中占據著無可比擬的地位。這是為何？

首先，二戰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戰爭沖突，造成大約7000萬至8000萬人死亡，占當時全球人口的3%。這個數字令人震撼，僅憑如此巨大的生命損失，我們就有責任哀悼死難者——不僅緬懷本國的犧牲者，也應紀念所有各方受難者。

我1958年出生于荷蘭，成長過程中，荷蘭人對德國的仇恨根深蒂固。這種態度在德國時任總統里夏德·馮·魏茨澤克于德國投降40周年紀念活動上發表演講后發生轉變。他表示，所有德國人將永遠對德國的過去負責，但罪責是個人的——1985年仍在世的德國人中，很少有人在那個戰爭年代已是成年人，因此不應要求他們為父輩的罪行終生懺悔。本著這種原則，我也將悼念德國的戰爭受難者。

二戰至今仍縈繞于我們腦海的另一個原因在于，當今世界地緣政治格局正是二戰后形成的。這一體系由戰勝國構建，主要是美國、英國、蘇聯以及不容忽視的中國。按照此前的經驗，強國自然竭力將這個架構導向對自身有利的方向，但以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為首的設計者們，決心通過這一體系確保戰后新秩序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迄今為止，這一目標得以實現，愿和平長存。

第三個原因是，無數電影、書籍、博物館和紀念碑幾乎每天都在提醒著這場戰爭。我們也似乎習慣了通過二戰中的領袖人物與重大事件來思考當今問題。在荷蘭，一部又一部電影剖析著本國的戰爭經歷，包括荷蘭民眾在救助猶太同胞方面的普遍失職、鄰里間的背叛以及黑市橫行。在中國，同樣也有不少與抗日戰爭題材相關的影視作品。二戰仍在定義我們的民族認同，影響我們的道德價值觀。

各國以自己的方式紀念二戰結束，這是很自然的。二戰的主線是抗擊德國法西斯與日本侵略者，但它在世界各個地區、各個國家后續引發的具體進程各異。例如在亞洲，許多國家在二戰后紛紛擺脫西方殖民統治。今日的中國、印度、菲律賓、印尼、朝鮮與韓國等，皆有如此經歷。

我在北京大學講授一門關于二戰亞洲戰場的研究生課程。學生們對中國在戰爭中的角色興趣濃厚，熱衷研讀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抗日戰爭的優秀著作。這些著作的貢獻在于展現了許許多多中國人——無論背景屬于哪個政黨或其他陣營——都參與了偉大的抗戰，并暫時擱置了戰前的分歧。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之前，日本侵略者在華暴行鮮為人知，如今這些暴行已被如實記入史冊，也本應如此。

隨著世代更替，關注點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變化。當今學生更具全球視野，這值得欣慰。中國已成為世界大國，學生們不僅需了解中美，還應認知其他國家，這是義不容辭的責任。與二戰時期相比，我們如今生活的時代已大不相同。盡管計算機、核能、青霉素、雷達、噴氣發動機、合成橡膠與塑料等發明均誕生于二戰時期，但很多事情已經改變。我們如今必須應對的問題——其中最緊迫的包括環境污染、流行病、人口快速老齡化、大國關系變遷等——與彼時大相徑庭。人工智能等新工具為我們提供了應對手段。面對當前的所有緊迫問題，二戰能提供的經驗已然有限。世界在前進，我們亦須如此。

盡管如此，二戰的一些教訓依然寶貴。溫德爾·威爾基如今已鮮為人知，但二戰期間他曾聲名顯赫。這位1940年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于1942年受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委派環游世界，途經中東、蘇聯與中國等地。在接觸了形形色色有著不同信仰、種族身份與民族背景的人后，威爾基呼吁立即召開國際會議以構建戰后全球治理機制。他成為“世界一體”理念的主要倡導者之一。

1944年威爾基去世，因此對戰后秩序構建影響甚微。即便該秩序總體運行良好，如今我們似乎已來到又一個轉折點。若果真如此，威爾基的諫言仍值得重溫：所有國家——無論大小、重要與否——的利益都必須得到尊重和謙遜對待。（作者是劍橋大學副校長、東亞研究所中國現代史教授、北京大學客座講席教授，穆亦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