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歐洲處在內外交困之中，舊的問題沒有解決又疊加新的挑戰。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歐洲一直處在危機應對模式之中。歐債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脫歐危機、新冠疫情危機及當前的烏克蘭危機，歐盟承受的危機接踵而至。這些危機的沖擊烈度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暴露出歐盟應對危機能力的下降。歐洲一體化以及歐盟的發展通常被視作“危機驅動型”，然而，近年來，危機不再是歐盟共同行動的催化劑，而更多的是歐盟內部裂痕的放大器。之所以如此，縱然有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但是，就筆者觀察而言，主要是因為歐洲愈發深陷思維惰性的泥淖。

學界一個較普遍的觀察是，近年來，歐盟形成了一種所謂“敷衍應對”的危機應對模式。這指的是政治決策者避免提出宏大構想，而是選擇能夠迅速作出決定并減少政治沖突的方案，而且，往往不需要對所有的政策選項及其后果進行全面分析，只要強調所做的選擇是“別無選擇”即可，這在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的應對中已經表現得很明顯。此外，歐盟決策者一旦作出某種所謂“別無選擇”的選擇，還會進一步通過某種方式凸顯這一選擇的正確性。例如，在援助烏克蘭的問題上，歐洲決策者通常會用“不惜一切代價”的措辭，來突出他們持續支持烏克蘭的決心。

然而，之后事件的進展證明，無論是對債務國家的救助，還是對難民的接收，都是有限度的。例如，對歐債國家的救助附加了諸多國內改革條件，歐盟及其成員國的難民政策更是在不斷收緊。就對烏克蘭的“無限”援助而言，在美國減少甚至暫停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后，諸多歐盟國家似乎也意識到，囿于本國財政的局限性，事實上也無法持續地提供援助并填補美國撤出后造成的缺口。

歐盟這種“敷衍應對”策略，恰恰反映了歐洲內部的思維惰性在上升，歐洲決策者往往選擇更多在當下符合民意的策略，卻并不愿意更全面地權衡各種政策選項，之所以如此，是由各種因素造成的。

首先，歐盟內缺少戰略型政治家。在歐洲內部，時而有觀察家慨嘆，歐洲缺少像丘吉爾、戴高樂、阿登納等能夠“拯救歐洲”的政治家。的確，現在給人的印象是，歐洲更多擁有的是“政客”，而非“政治家”，更不要說“戰略家”了。況且，時代已經變了，即使有這樣的戰略家，他們能發揮的影響力也不可能同日而語。像德國前總理默克爾那樣的人物，她在歐盟內享有廣泛的權威，帶領各國達成妥協，走過了多場危機，然而，她應對危機的方式也被詬病。同時，雖然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過不少關于歐洲未來愿景的“宏大敘事”，但他的言論往往更多地被理解為出于本國利益的考慮，例如樹立法國在歐盟的領導力或轉移法國國內矛盾等，因而，很難贏得其他國家包括德國的支持。總體上，歐盟內處于某種程度的“領導真空期”。

其次，歐盟內部的政策共識在瓦解。在歐洲一體化不斷深入到“高政治”領域的背景下，歐盟內支持歐洲一體化的“寬容性共識”正在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限制性分歧”。在日常治理中，歐盟內部的立場與利益分歧在不斷上升。一個例證是，歐盟內的政治中間力量在縮水，右翼民粹主義和極右勢力在擴大，這導致歐盟內對于問題解決方案更難形成共識。為了應對民粹主義政黨的挑戰，主流政黨政客往往選擇拷貝民粹主義政黨的政策主張，這反而增強了民粹主義主張的合理性，使民粹主義勢力繼續坐大，使得歐洲各國政治版圖更趨碎片化。

最后，歐盟不愿走出“舒適區”。對于歐盟遭遇的挑戰，歐洲政客大多更愿意按照慣性思維行事，這尤其反映在歐盟近來對戰略自主的追求上。盡管在美國戰略東移的背景下，歐洲決策者認識到需要做強自身，尤其是加強自身防務，但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人依然認為，戰略自主并不現實、也非絕對必要，為此，他們選擇的行為方式是盡力討好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希望通過對美國的妥協讓步，來留住美國，使自己依然能待在受美國保護的“舒適區”里，這在北約海牙峰會以及美歐在蘇格蘭舉行的貿易談判中均可見端倪。

歐洲的這種思維惰性如果彌漫開來，會逐漸滲透到歐盟內外政策的方方面面，有些影響已經顯現。例如，歐盟一些國家由于具有傳統產業的優勢，享受著相當可觀的國際市場份額，因此，它們過去很長時間疏于對結構轉型和產業創新的投資，繼而在國際競爭中落在了后面。對此，作為思維惰性的延展，歐洲一些政客并不愿意在自己身上尋找競爭力落后的原因，而是把責任歸咎于其他國家的所謂非市場經濟行為，從而為自己的懈怠推責。

在世界充滿動蕩和不確定性的今天，歐洲尤其需要拋卻思維惰性，通過廣泛的、可能帶有強烈爭論的共識形成過程，產出具有創新性和遠見的問題解決方案。只有這樣，才可能打破歐盟內部當前因思維惰性而日漸擴散的沉悶乃至悲觀氛圍，重拾一個充滿思維活力和自信自強的歐洲。（作者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