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非洲國家面臨的美國新一輪關稅分為四檔：大部分國家適用 10% 的基線關稅；安哥拉、喀麥隆、乍得等十余個非洲國家關稅稅率為 15%；突尼斯關稅稅率為 25%；南非、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則需承擔 30% 的最高稅率。這一差異化關稅設定背后，暗藏著美國對非的三大戰略目標：一是保護美國的本土制造業，通過高關稅精準打擊紡織業等非洲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二是控制關鍵資源，對資源型出口大國實行較低關稅，為美國資本進入和攫取非洲資源打開通道；三是施加地緣政治壓力，將關稅作為外交工具，懲罰在外交立場上與其不一致的國家。

非洲制造業受美國關稅政策影響最大。以萊索托為例，受益于《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AGOA）的關稅豁免，該國2024年對美出口額超過2.37億美元，其中紡織和成衣產品占85%以上。在新關稅體系下，萊索托的服裝類產品被征收15%的關稅。由于同樣對美服裝出口的肯尼亞、斯威士蘭、埃塞俄比亞僅面臨10%的關稅，5%的關稅差額使部分工廠開始考慮裁員或向其他非洲國家轉移產能。受此影響，萊索托的服裝業受到重創，年輕人失業率驟升至50%，萊索托政府不得不宣布進入為期兩年的災難狀態。

美國的關稅政策還在刻意割裂非洲的產業鏈完整性。在 AGOA 框架下，非洲國家曾嘗試對紡織業上下游進行整合，如埃塞俄比亞建立紡紗基地、肯尼亞發展染整產業，萊索托進行成衣生產。但新的關稅政策對成品服裝加征較高關稅，而對紗線、面料等中間品卻維持低稅率，這種“差別對待”很可能會迫使非洲國家放棄產業鏈整合，重新淪為原料供應地。

在對制造業加征高關稅的同時，原油產品因被列入“戰略豁免”品類而免于加征新的關稅。這意味著非洲的石油出口國可以在此次關稅戰中得到“豁免”。其中，尼日利亞和安哥拉分別是美國在非洲的前兩大石油供應國。2024年尼日利亞對美出口總額達到58.7億美元，其中石油類產品占其對美出口總額的90%以上。安哥拉2024年對美出口總額約為19.1億美元。對石油類產品的豁免，看似讓這兩個國家在短期內規避了關稅帶來的直接貿易沖擊，實則進一步強化了它們高度依賴能源出口的經濟結構，抑制了本國制造業與非資源產業的發展，削弱了經濟多元化的動力，從而更難以逃脫“資源詛咒”的結構性困境。

同樣，美國對非洲礦產資源的進口保持著極低的關稅水平。黃金、鉑金、鈷、銅、錳等戰略礦產被明確列入豁免清單，其中，剛果（金）供應全球70%以上的鈷，南非供應70%以上的鉑金，這些礦產是新能源汽車、芯片制造等戰略性產業的關鍵原料。通過低關稅政策，美國確保了這類資源進口成本的最小化，同時借助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控制定價權，形成“低價進口原材料、高價出口制成品”的剝削性貿易循環，而這種模式曾是殖民經濟模式的核心。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美國對非的差異化關稅并非僅出于經濟考量，也被用作外交施壓的工具。作為非洲唯一的金磚國家成員，南非近年在國際舞臺上多次與美國立場相左，包括譴責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推動金磚國家減少對美元的依賴等。在此背景下，美國雖然對南非的鉑金類礦產進行豁免，但對南非的平均關稅稅率從AGOA下的接近零關稅上升至30%，直接打擊南非具有優勢的汽車、葡萄酒等支柱產業。相反，摩洛哥因在安全和經貿上與美國合作密切，包括為美在北非的反恐行動提供支持，其主要出口的汽車零部件和磷酸鹽類產品僅被征收10%的基線關稅。對于這種差別對待，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公開聲稱，“即便與經濟無關，特朗普政府也有權實施各種各樣的關稅”。

短期內，美國對非的差異化關稅將對非洲國家經濟造成重大負面影響，長期看，還將限制非洲向制造業和高附加值產業轉型的能力，削弱非洲在全球貿易談判中的集體聲音，增加構建非洲統一大市場的難度。但也應該看到，2024年非洲對美出口貨物僅396億美元，僅占其總出口（6820億美元）的5.8%，約為非洲對華出口(1168億）的1/3。美國關稅戰雖然來勢洶洶，但是通過加強與中國、歐盟、東盟等的貿易關系，非洲完全有可能有效地應對沖擊。（作者是湖南大學非洲研究院副院長、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