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恬瑞，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80年前，中國人民以“捐軀灑血，浩氣干云”之勢頑強奮戰14年，以超3500萬軍民傷亡、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的巨大犧牲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然而，在美國學界的主流敘事中，這段用鮮血與不屈書寫的歷史，卻經歷了復雜的“漂移”。數十年來，從刻意抹除到局部認可，再到蓄意矮化，中國在二戰中的關鍵作用屢屢遭到美國學界歪曲解讀。這些違背歷史真相的“研究成果”，將美國“以史謀勢”的政治操弄暴露無遺。

從刻意忽視到系統性貶低

冷戰“鐵幕”降下后，美國學界的二戰史研究迅速淪為政治工具，其核心特征是構建“自由世界對抗極權主義”的二元對立敘事，并在意識形態濾鏡下刻意忽視甚至抹殺中國戰場的戰略價值。

在空間維度上，“西方中心論”占據主導地位。“二戰”一詞由美國前總統羅斯福于1941年提出，旨在將1939年德國閃擊波蘭后的歐洲戰場與全球沖突相關聯，為美國塑造“世界領袖”角色鋪路。在此背景下，“西方中心主義”成為當時二戰史敘事的主導思維。美國歷史學者約翰·基根公然將中國戰場貶低為“邊緣戰場”；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中，以800余頁的篇幅詳細敘述歐洲戰事，對亞洲戰場卻僅用不足20頁輕描淡寫，還將中國抗戰歪曲為“缺乏協調的區域性抵抗”，抹殺了中國戰場牽制日本陸軍主力的核心戰略作用。

在時間維度上，“二戰六年論”成為主流敘事框架。該論調將二戰起點設定為1939年，對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中國人民率先奮起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歷史事實視而不見。這種片面導向在美國學界形成了某種“共識”，甚至直接體現于歷史教科書中——部分教材將二戰章節冠以“歐洲戰爭（1939－1945）”之名，而中國抗戰僅作為“亞太地區沖突”的附屬內容被一筆帶過。

在作戰維度上，“原子彈決定論”“美援決定論”等盛行。前者認為美國投放原子彈“直接終結了”太平洋戰爭，刻意忽視中國戰場長期抵抗日軍的巨大作用；后者無視中國抗戰的自主性與戰略韌性，貶損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同時極力夸大美國簽署《租借法案》為同盟國提供物質支持等外援的成效。

冷戰后期，伴隨著東西方對抗格局松動和中美關系回暖，部分解密檔案為二戰研究提供了新素材，一些美國學者開始對“西方中心論”等敘事提出質疑并進行微調。然而，相關修正僅僅流于表面，未能真正正視中國作為東方主戰場的核心地位。

一方面是對中國戰場的貢獻進行了初步肯定。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國家檔案館等機構陸續解密系列原始檔案，揭示了中國戰場的部分真實圖景。戰爭期間美軍觀察組的報告曾明確指出，“七年來，中國軍隊成功牽制了侵華日軍主力，并在華北地區頑強抗擊日軍大規模進攻，有力保衛了廣大敵后根據地。”檔案還顯示，中國不僅在軍事上有效牽制日軍，更在情報收集等領域為盟軍提供了關鍵支援。隨著一手資料的持續公開，美國歷史學者勞埃德·李在其《全球二戰史》中駁斥了將中國戰場視為“地區沖突”的謬論。英國軍事史學者安德魯·羅伯茨承認中國牽制了日本一半的軍事力量，為盟軍獲勝作出“極具意義的貢獻”。

另一方面是此類修正仍存在根本性、結構性局限。在美國學界的敘事中，關于戰爭起點問題，“1939年起點論”仍是難以撼動的主流；在戰略定位上，中國戰場總體上仍被視為太平洋戰爭的“附屬品”，其獨立性未獲認可。例如，美國歷史學者格哈特·溫伯格雖承認中國的“消耗性牽制”作用，卻認為這種作用“未對太平洋戰局產生決定性影響”。這種矛盾性反映了美國學界的深層困境：既無法完全罔顧史實，又難以擺脫意識形態慣性，最終形成了“承認部分貢獻卻矮化整體地位”的折中敘事。

進入21世紀后，全球史觀的興起曾推動美國學界對中國的歷史貢獻形成更為客觀的認知。例如，美國佛蒙特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安德魯·N·布坎南在《全球視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31－1953）》一書中認為，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地區標志著二戰的爆發，中國戰場是二戰“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地位至關重要。然而，隨著近年來對華疑慮加劇，美國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陷入戰略焦慮的美國學界開始了愈演愈烈的“歷史重構”，并形成了一套貶低中國貢獻的“新話語體系”。

一是否認東方主戰場的戰略主動性。美國學者威廉森·默里和阿倫·米利特的《贏者之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末》將敘事重心置于太平洋戰場，指責中國抗戰不力。美國歷史學者理查德·B·弗蘭克在2020年出版的《骷髏塔：亞太戰爭史（1937.7－1942.5）》一書中將中國戰場貶低為“低效絆馬索”，稱“中國軍隊從未實施戰略性反攻”，卻對1944年滇西反攻戰收復騰沖、松山等戰略要地“選擇性失明”。事實上，滇西反攻戰是反法西斯力量在亞洲大陸的首次全面戰略反攻，具有里程碑意義。

二是弱化中國抗戰的正義性。部分美國學者刻意使用“地緣競爭”來解構二戰的性質，例如，約翰·米爾斯海默在2001年出版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竟然將中日戰爭描述為“傳統權力轉移沖突”，僅從權力博弈角度闡釋戰爭動因，刻意弱化了戰爭的侵略與反侵略性質。

服務于戰略需求的歷史敘事

縱觀美國學界的二戰史研究，可以發現其敘事反復“漂移”的背后呈現出幾個核心特征：

一是政治訴求凌駕于學術邏輯之上。敘事“漂移”并非源于新史料的發現或學術爭鳴，而是遵循“國家利益決定歷史認知”的扭曲邏輯，服務于美國對華戰略的階段性需求。冷戰時期，因意識形態對立，美國將中國抗戰排除在主流敘事之外。中美建交后，為配合“有限合作”需要，美國學界初步承認中國戰場的戰略意義，但仍聚焦于渲染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的“決定性”作用。當中國被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后，其敘事又轉向弱化中國貢獻，鼓吹美國的“主導者角色”，甚至通過選擇性引用、曲解史料，構建服務于當下戰略需求的歷史敘事框架。

二是以多重標準評判戰場價值。為服務于其預設結論，美國學界對不同戰場采取了不同的評判標準。在歐洲戰場研究中，強調“戰略主動性”與“決定性戰役”；在評價中國戰場時，則搬出“結果導向論”，以所謂“未實施大規模反攻”為由否定其價值；在分析太平洋戰場時，又祭出“技術決定論”，片面突出航空母艦、雷達和核武器等技術裝備的關鍵作用。

三是從“隱性忽視”發展為“顯性對抗”。冷戰時期，美國的二戰史敘事通過“選擇性沉默”邊緣化中國戰場，造成了歷史認知的長期遮蔽。例如，美國學術期刊發表的二戰研究論文中，涉及中國的不足5％。在引用日軍傷亡數據時，刻意放大太平洋戰場的戰果，同時淡化中國戰場的殲敵數量。事實上，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陸軍約70％的兵力、約35個師團被牽制在中國戰場。二戰結束時，中國戰場殲滅日軍155萬余人，占日軍二戰傷亡總數的70％。近年來，隨著美國對華政策調整，部分美國學者以“檔案解密”為名，行斷章取義、炮制片面結論之實，對抗色彩日益濃重。

重構二戰史是一場“認知戰”

當前美國學界精心重構二戰史敘事的本質是發動一場“認知戰”，旨在削弱中國的國際話語權。

一是削弱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歷史根基。通過貶低中國的歷史貢獻，將中國從二戰“同盟國”降格為“受益者”，意在消解《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確立的中國國際法理地位，進而削弱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歷史合法性。

二是損害中國獨立自主、和合共生的國際形象。美國持續強化中國在二戰期間“依賴外援”的敘事，妄圖給中國貼上缺乏獨立自主的標簽。與此同時，美西方炮制“債務陷阱論”“新殖民主義”等不實論調，暗指中國過去依賴西方“輸血”，現在則試圖“剝削南方國家”，旨在給共建“一帶一路”、金磚合作等貼上“不可持續”標簽，阻撓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深化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三是掏空中國英勇抗戰的集體記憶。美國單方面主導諾曼底、硫磺島等戰役紀念活動，定向資助片面研究課題，打造“西方主導勝利”的歷史敘事，污蔑中國基于史實的研究為“歷史修正主義”，其根本目的是企圖侵蝕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根基，解構中國人民對偉大抗戰精神和自身艱苦卓絕抗爭史的精神認同。

中國應主動采取措施有效應對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一場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的大決戰。在這場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大決戰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付出代價最大。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的巨大犧牲和卓越貢獻，鐵證如山，不容置疑，更不容篡改。

面對美國學界二戰史敘事的“漂移”和歷史敘事的博弈，中國要高度重視并采取相應措施。要積極構建更具穿透力和說服力的國際傳播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抗戰故事，傳遞正確二戰史觀。積極推動全球二戰史研究的合作與對話，著力提升研究的國際比較視野與跨文化研究能力；系統推進抗戰檔案的數字化及開放共享進程，公布日軍暴行史料、盟軍觀察員報告等一手文獻。深入挖掘中國抗戰精神所蘊含的“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普遍價值，將其轉化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大精神動力。總之，要堅定不移捍衛歷史真相，弘揚正確的二戰史觀，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與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一道，共同守護歷史正義，促進人類和平，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的世界，攜手開創人類更加光明美好的未來。

（審核：李小華、衛蕓輝、陳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