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管制本來是預防貿易帶來戰爭、恐怖襲擊等安全風險的做法，卻在近年來被美國政府濫用，成了限制市場競爭、破壞全球供應鏈的工具，并最終反噬美國自己。近日有外媒爆料，美國商務部下屬的負責出口審批程序的機構出現內部動蕩，幾乎處于癱瘓狀態，數千份來自美國公司的向全球出口商品和技術（包括向中國出口）的許可申請被擱置。這種亂象讓一些支持嚴格對中國實施出口管制的美國人士都感到震驚。可以說，美國政府將中國企業為主的對象納入美國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等所謂“堵漏洞”的做法，不僅顯著增加了自身的行政執法成本，還對正常的商業活動帶來嚴重干擾，可謂害人又害己。

出口許可證的簽發，并非只是常規工作的不斷重復。目前，美國方面負責出口管制管理的主要機構是美國商務部的工業與安全局（BIS）。雖然美國出口管制法律由國會確立，管制物項范圍也不歸BIS設定，但BIS在具體確定哪些企業被管制，以及發放哪些具體許可證方面，有著重要的行政執法權。一旦BIS出現問題，美國企業出口審批進程必然受阻。

由于技術進步、全球供應鏈變化和商業模式持續發展等因素，BIS在決定是否發放許可證方面本就已經面臨巨大壓力。然而，與BIS的工作需要形成矛盾的是，“特朗普2.0”時期以來，美國政府加大了對行政部門的管理力度，推動行政部門改革，大量裁減行政人員，顯著增加了行政部門的工作強度和壓力。BIS就在加大出口管制力度并擴大管制范圍的同時，買斷、辭退了相當數量的雇員，最終導致需要處理的許可證申請數量激增，其處理申請的行政執法力量不增反減，申請審批所需的時間也就不斷延長。

另外，新管制規則的持續出臺，不僅對企業“合規”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更對BIS執法的質量提出更高要求。在這種情況下，BIS反而增加了與企業界代表溝通的行政成本，還在最需要相關方面人才的時候趕走了很多專家，一些關鍵崗位甚至出現空缺，例如，BIS駐中國的出口管制官員職位至今無人填補。

更關鍵的是，用于衡量美國企業是否違反相關法律的“尺子”也在持續變化。例如，拜登政府曾在今年1月15日發布《人工智能擴散規則》，特朗普政府則在5月15日宣布撤銷該規則，同時推出額外措施以加強全球半導體出口管制。這種行政命令不斷變化的狀況，也極大影響了出口管制部門的運作效率，造成如今的混亂局面。

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過去幾十年間的國際經貿合作都是向著降低關稅、放寬限制、減少干預的方向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大型跨國公司可以更好利用不同國家和地區優勢、形成資源的有效利用，大量中小企業也可以通過參與國際協作獲得發展。市場的反應速度更快，競爭在促進技術進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獲得更多市場，領先企業將研發投入、技術創新作為準備未來競爭的重要渠道，把占業務收入中相當比重的資金用于準備未來競爭。然而，這些研發投入制造的產品，如果無法面向主要市場銷售，將難以形成規模效應，產品生命周期將不可持續，企業也就失去了繼續創新的動力。美國企業界不滿的原因正在于此。

事實已然證明，“小院高墻”的做法對美國、對全世界都會帶來巨大的危害。伴隨著美國出口管制的日趨復雜，其行政干預的邊界不斷擴張，與行政資源投入之間的矛盾愈發突出。缺乏必要的專業人才可能導致出口管制行政執法的低效和濫用，市場被干預和受限也會愈發頻繁。長此以往，不僅國際經濟秩序和全球產供鏈穩定將受到進一步破壞，美方自己的全球競爭力恐怕也會每況愈下。構建可持續的、長期的、互利的雙邊、多邊經貿關系，才是世界各國間做生意的正確方式。（作者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