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聯合執政的自民、公明兩黨繼去年在眾院選舉敗北后，不久前在參院選舉再次失利，使得日本執政黨自1994年以來首次在參眾兩院均淪為少數。28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自民黨兩院議員懇談會上就此前參院選舉大敗致歉稱：“結果非常嚴峻，失去了很多議席。由衷地深表歉意。”

客觀說，選舉結果讓石破茂政府的處境更加艱難。黨內“倒石破”呼聲不息，以原安倍派、原茂木派議員為中心的黨內力量可能會進一步追究黨高層的責任。部分議員稱，已經收集到召開自民黨正式決策機構“兩院議員全體會議”所需的簽名數，并可能提交要求提前舉行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決議。

自民黨參院選舉失利的前因后果，充分折射出該黨乃至日本政治難以與金權交易、派閥爭斗切割的固有“底色”。盡管日本國內輿論呼吁推進政治改革，消除腐敗，但在現有體制及生態環境下，日本政治實現徹底的“自我革新”、真正“還政于民”的可能性仍相當渺茫。

自民、公明執政聯盟先后在眾參兩院選舉中大敗，除政府在經濟民生領域施政不力外，自民黨再度陷入“黑金”丑聞，喪失民眾信任是一大重要原因。2023年底，自民黨主要派閥的“政治資金派對”回扣問題浮出水面。為回應民眾的強烈批評，時任自民黨總裁岸田文雄宣布實施“徹底的政治改革”，修改《政治資金規正法》，并推動解散黨內派閥。但民意顯示，岸田的政治改革被認為浮于表面乃至是“政治作秀”，且有借解散派閥打擊政敵、實施洗牌的意圖。石破茂就任黨總裁后，強調要進一步貫徹政治改革，構建“尊重規則的透明政治”，但石破從黨內邊緣進入權力中心后，也只能遵循自民黨乃至日本政治的“運行邏輯”，對政治腐敗問題日趨妥協。此后，石破自己也被爆向議員發放“商品券”、黨派收受政治獻金等傳聞，其“改革者”“清廉者”的形象大打折扣，不僅難以抵擋黨內野心家們的權斗壓力，也逐步背離了民眾期待。

石破等人如今所處政治困境既有當下的特殊性，同時也有難以克服“日本政治周期率”的必然性。戰后的日本政治深深植根于金權交易，自民黨派閥政治本質即在于金權政治。派閥首領依托自身權力資源向成員提供官職、資金等資源，換取其在政治斗爭中的效忠。隨著派閥活動制度化，其核心功能進一步固化，即圍繞黨總裁選舉及內部權力分配建立“不可見政治”游戲規則。1955年日本“保守合流”建立自民黨后至今，派閥間的活動充斥著山頭主義、密室協商、權錢交易，并因自民黨長期把持朝政而深入滲透了日本政治的“基因編碼”，成為其諸多丑聞亂象的源頭。即使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推動選舉制度及政治資金制度改革，政黨最高權威得到加強，派閥集票集資能力被削弱，但維系派閥活動的基本體制及邏輯并未被改變，派閥領袖仍支配著黨內權力，政客們仍在積極結成“黨中之黨”以謀求權力。

此次參院選舉敗北后，石破不得不與自民黨3位前首相（同時也是事實上的派系領袖）會商，以求穩住局面，繼續掌權，再次印證自民黨“大老政治”的獨特地位。而黨內志在上位的各派人物也紛紛拉幫結派，暗中活動，準備搶班奪權。在如此“黨內串聯”下，剛解散的派閥即有死灰復燃勢頭。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總是重復上演。20世紀90年代“五五體制”崩潰時自民黨曾宣布解散派閥，但此后派閥仍以學習會、政策集團等形式重現江湖，并更加活躍。現在的情況也是如此。可以預見，派閥的形式可以變化，但實質的派系權力關系及其相應組織不會消失，而是在新一輪政治格局變動中重組再生，并繼續影響日本政黨權力分配、重大決策與政治生態。

日本自稱“亞洲最早實現民主化的國家”，但事實上，近現代日本所構建的政治體制不同于西方一般意義上的選舉民主，其中仍帶有一些“封建傳統”的成分與色彩。不少日本政治學者已指出，自民黨派閥同日本歷史上封建領主與家臣團之間的主仆關系，在形態與邏輯上非常相似。而與派系領袖壟斷資源相聯系的，是日本政治權力的“世襲傳承”與“地域分封”。在日本政壇，國會議員職位父傳子、祖傳孫的現象比比皆是。而分布于地方的選區則成為議員們的“封地”，政治家族在此長期經營，其后代依托人脈網絡與財力，極易繼承前人政治遺產。戰后日本政治既基于西方式“三權分立”體制，又與國家文化中的集團主義、等級制度、年功序列相互交融，使得日本政治既服從于西方政治權力本位的根本邏輯與游戲規則，又反映出不同于西方的“日本式”的傳統政治底色。（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綜合戰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