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跨大西洋關系裂痕加深以及烏克蘭危機持續延宕等現實境況，北約正試圖通過施壓歐洲成員國提升軍費和進一步渲染“俄羅斯威脅”等方式，取悅和拉住華盛頓，希望美國繼續維持對這一軍事聯盟所作的承諾。近來，北約在軍事安全層面又有一些新的動作，比如再度強化在東翼國家的軍事戰略部署，提出“東翼威懾戰線”的新概念，著重強調北約伙伴之間的安全合作與數據共享。北約此舉背后的邏輯，是以增強“拒止威懾”和“前沿防御”能力為核心目標，在包括波羅的海國家、羅馬尼亞、芬蘭和瑞典等國快速增建軍事設施，提升東翼的駐軍規模、硬件設施和戰備水平。
另外，作為強化北約安全架構的行動，北約主要歐洲成員國之一德國不久前宣布在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部署常駐軍隊。在歐洲試圖推進防務自主的背景下，歐盟委員會推出《歐洲防務未來白皮書》和《歐洲重新武裝計劃/2030戰備計劃》，計劃投入超過8000億歐元的國防資金，彌補關鍵能力差距和建立強大國防工業基礎。不僅如此，歐盟還宣布啟動面向黑海地區的新戰略，強化該區域的安全與穩定是一個主要訴求和目標。
在美國對歐安全承諾、對烏軍事援助及對俄關系定位等出現顛覆性調整的背景下，歐洲主要國家試圖通過“再武裝”來增強自身抗風險能力，這客觀上加快了北約構筑和補足從黑海到波羅的海并延伸至北極的“威懾之弧”的設想和部署。這種“對內砸錢擴軍、對外示強施壓”的路徑，即便眼下能暫時表現出彌合北約內部分歧與分裂的效應，但是否能對華盛頓起到反向塑造、使其再度認可和加大對北約的戰略投入，仍是一個問號。目前來看，北約層面這些基于威懾和對抗思維的操作，最終仍可能因跨大西洋關系震蕩加劇、美俄對雙邊關系定位的調整以及北約內部矛盾激化和“東翼威懾”引發的反作用力等，變為徒勞的掙扎，并讓歐洲在安全困境中愈陷愈深。
首先，就跨大西洋關系而言，美國期待的歐洲對美“強依賴”狀態，與歐洲追求的“強自主”能力存在目標悖論。本質上講，美國政府對歐洲盟友采取“低成本控制”策略，將基于價值觀和利益共享的安全承諾，打造為基于市場原則的“成本—收益”框架。從要求北約成員國提升防務開支的GDP占比，承擔軍事援助烏克蘭的全部成本等想法，本質上都遵循交易主義的思維邏輯。正如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所說，美國“不會再容忍不平衡的盟友關系”。但無論在“重新武裝歐洲”還是“加強北約東翼”的名目下，歐洲主要國家目前的一些防務安全計劃恰恰是對美方這種認知的具象化反抗。歐盟已經正式批準“重新武裝歐洲”計劃的首批1500億歐元貸款項目，支持成員國在關鍵防務領域的投資，包括防空系統、無人機及戰略能力建設等。從實際結果看，這完全背離了美國強化歐洲對美安全依賴的初衷，更不符合美國軍工復合體的實際利益訴求。
與此同時，“美國靠不住了”以及北約為了“勉強維持局面”加大對美國之外的其他成員國施壓，使歐洲防務自主進程面臨內外諸多因素阻礙。就可行性而言，8000億歐元的資金籌集規模對歐洲各國財政構成巨大壓力，部分國家本面臨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難以承擔高額軍費開支。更為棘手的是技術和產業壁壘，歐洲各國國防工業體系往往各自為政，在戰斗機、導彈防御系統等關鍵技術領域仍然依賴美國，各國技術標準和研發方向存在差異，缺乏有效的協同機制。
另外，歐洲各國對于如何定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實現防務自主原本就有不同看法，這場“再武裝”行動不僅資金壓力巨大，更在政治理念、戰略協同和技術能力等方面面臨諸多現實瓶頸。以法德為例，雖然表面上都支持歐洲防務自主，但法國主張建立以自身為核心的歐洲防務體系，強調歐洲在安全能力、韌性和行動上的獨立性。德國等則更傾向于在北約框架內逐步提升話語權，這種分歧使得防務自主進程舉步維艱。進而言之，如果歐洲軍事自強“力有不逮”，北約層面構筑黑海—波羅的海—北極“威懾之弧”的設想也將難以如愿推進。
其次，北約打造“東翼威懾戰線”造成的反作用力不容忽視。借著烏克蘭危機持續延宕特別是俄方近期在戰局上相對占優的形勢，北約加大渲染俄羅斯對成員國的“現實威脅”，甚至警告稱俄羅斯可能會在5年內對北約發動攻擊，提出北約成員國需將空中和導彈防御能力提高400%。為了應對“可能發生的沖突”，北約計劃在東翼邊境線上建設“無人機防御墻”，在芬蘭、瑞典等靠近俄羅斯的成員國修建包括大型彈藥庫、戰略性機場等在內的1400多個軍事設施。北約啟動“東翼威懾戰線”新防御計劃，旨在增強北約國家軍隊地面作戰能力和軍事互操作性，劍指俄羅斯的意圖再明顯不過。
問題是，這種“以武求安”的邏輯只會導致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的對抗進一步升級，并且遲滯烏克蘭危機的解決進程。俄羅斯本來就將北約東擴和北擴視為對自身安全的巨大威脅和生存空間的嚴重擠壓，北約在東翼地區的一系列軍事部署無疑再次觸碰俄羅斯的安全紅線。俄羅斯方面的反應可能是加強在邊境地區特別是位于波羅的海沿岸加里寧格勒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建設，包括強化導彈系統和雷達設施的部署。這種威懾與反威懾的互動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旦因為任何意外事件觸發，極易引發難以控制的連鎖反應，將整個歐洲以及更多相關方拖入緊張對峙的險境。
最后，北約推動歐洲擴軍備戰將進一步侵蝕集體行動。美歐在防務分攤、烏克蘭危機乃至關稅等問題上的分歧和博弈，導致北約的凝聚力、連貫性和可信度遭到越來越多質疑。在現實困境面前，為了安撫華盛頓以避免其拋棄歐洲，主要歐洲成員國屈從北約以及美國方面的施壓，承諾到2035年將國防開支提升到GDP的5%總體目標，并且提出大規模軍力擴張計劃，將其作為滿足3.5%“用于核心國防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借此推動北約的結構性轉型并至少在短時間內將美國繼續留在歐洲。
但在這種結構性轉型背后，北約主要歐洲成員國的復雜心態顯而易見：既要小心翼翼地“讓利”以留住美國參與歐洲安全事務，又要高調“威懾”以保持對俄極限施壓，還要艱難“平衡”以緩解擴軍備戰引發的內部社會壓力等等。還有關鍵的一點，就是處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歐洲國家對于“俄羅斯威脅”的感受不盡相同。基于歷史和現實原因，北約東翼一些國家視俄羅斯為“生存威脅”，但西歐或南歐國家則更關注安全與經濟利益的平衡，更不要說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對俄羅斯有著獨特認知的國家，這種差異深刻影響著歐洲安全觀念的演變，也進一步侵蝕著它們在北約安全架構內集體行動的基礎。北約所謂的黑海—波羅的海—北極“威懾之弧”，也因此面臨更復雜的因素。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重要歷史性節點。80年前的硝煙曾將整個世界拖入深淵，隨之開啟的冷戰也給國際格局和各國人民帶來深遠影響。今天，世界再次站在如何構建持久和平秩序的十字路口。從1975年《赫爾辛基最后文件》、1990年《新歐洲巴黎憲章》到歐安組織，歐洲曾多次試圖超越軍事邏輯尋找共存之道。時至今日，那些曾被寄予厚望的多邊機制和安排卻在安全恐慌和軍備競賽中逐漸被邊緣化，被黑海—波羅的海—北極“威懾之弧”等設想背后的簡單邏輯替代。
客觀而言，歐洲尋求增強自我防衛能力無可厚非。但如果這一進程被美國和北約“絕對安全”“排他安全”等思維裹挾，以刺激對抗為常態，其結果注定是導致地區乃至全球層面的安全赤字愈演愈烈。正因如此，歐洲安全的未來既不能寄望于美國的搖擺政策，也不能沉溺于北約對于軍事對抗的狂熱。唯有跳出“擴軍備戰—威懾對抗—更不安全”的惡性循環，與最大鄰國俄羅斯就相互合理關切進行制度性接觸，回歸尋找共存之道的初心，以“后危機時代”的視野和勇氣尋找重建“安全共同體”的方案，歐洲才能邁向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地區安全架構，世界也才能多一份穩定與安寧。（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