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印關系出現了持續改善的跡象。繼印度國防部長拉杰納特·辛格6月參加在山東青島舉行的上合組織成員國國防部長會議后，7月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外長理事會會議并訪華。與此同時，印度國內也出現了一些呼吁調整印度外交政策的聲音。7月18日，路透社援引消息稱，印度政府頂級智庫“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 Aayog）已提議放寬針對中企投資的額外審查規則。

這不是印度智庫第一次提出這樣的建議了。事實上，早在2023年，印度不少智庫的研究就表明，對印度而言尋求與中國經濟“脫鉤”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對印度自身的長遠發展是有害的。自2020年以來，印度政府主張重塑產業鏈，被認為有意與中國經濟“脫鉤”，與歐美實現深度“掛鉤”。然而，這一政策非但沒有減少中印的貿易聯系，反而推動中印貿易量逐年上升。這就說明，中印經貿關系是符合經濟分工和經濟發展規律及邏輯的，二者本質上是互惠互利并且符合彼此利益的。

印度一些人主張與中國經濟搞“脫鉤”，借口之一是兩國貿易印方逆差太大。顯然，他們將這一經濟問題政治化了。他們的地緣戰略邏輯是，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印度的戰略損失，通過貿易逆差印度是在間接地幫助了中國崛起。遏制住印方貿易逆差，減少與中國的貿易，才能幫助印度崛起。且不說，印度在經濟上是難以實現“脫鉤”中國的。可以作為對比的案例是日本。日本早在2005年就開始試圖同中國經濟“脫鉤”。然而，現實卻是，中日經貿關系在過去二十年里實現了更大程度的突飛猛進。

另一方面，主張印度經濟“脫鉤”中國的政策本身也是短視的。印方貿易逆差是由于中印處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產業鏈所決定的。過去幾十年里，中國對韓國的貿易逆差額要遠比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額大得多。然而，對中國而言，這種巨額逆差并不只是中國幫助了韓國崛起，它也間接地降低了中國進口的成本，加速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印度。只是印度政府仍在消極地看待中印之間的貿易逆差，沒有認識到如何能夠將貿易逆差本身轉化為對印度工業化能力的提升。

如果說印方經貿逆差是個問題的話，其實反映出來的是印度缺乏經濟深度、持續開放的決心，以及印度國內財團和利益集團需要通過限制開放來維持自身的壟斷收益。過去十多年里，中國企業對印度的投資，間接地幫助印度實現了經濟上的崛起。中國企業參與了對印度電力等基建設施的投資和建設，為印度如今快速增長的基礎設施建設奠定基礎；中國手機公司對印度的大量投資拉動，幫助印度手機產業快速成長，成為吸引蘋果公司將產業鏈轉移到印度的因素之一；中國的App大規模涌入印度市場，也推動培育出印度本土的App。中國企業在印度的投資和發展，實際上推動了印度經濟各方面的發展，而這是印度政策精英似乎沒有認識到的盲點。

中國企業高度關注印度市場，這是中印經濟的互補性邏輯所決定的。中國政府也在努力尋求與印度的共同發展，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多次表示，作為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雙方當前的共同任務是致力于實現各自國家的發展振興，做相互成就的伙伴，實現“龍象共舞”是中印唯一正確的選擇。

未來中印經濟合作的空間是巨大的。只是，印度在地緣政治上的對華“算計”，經貿政策上的不確定性和國內的保護主義壁壘，構成了中國企業對印度投資發展的巨大障礙。若印度真心希望借助中國資金與技術加速工業化，就需在監管與安全之間找到平衡，降低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風險壁壘，比任何政治口號都更能為“龍象共舞”奠定可持續的基石。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當下，印度需要看到的是，中印兩國長遠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印度一些人如果試圖奉行“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戰略，那終究是會犯戰略上的幼稚病的。（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