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臺Truth Social上表示，將對“所有在海外制作的電影”征收100%的進口關稅。他指出，這些在外國制作的影片“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并推動“電影再次在美國制作”。此番表態立即引發輿論嘩然，更讓好萊塢從業者備感困惑。

這場從銀幕延伸至稅表的政策風波，不僅是一次“文化保護主義”的信號彈，更是一場橫跨娛樂、經濟、外交等多個領域的政策博弈。

特朗普提出征稅的直接動因，源于兩個緊密相關的議題：一是對美國電影制作“出走海外”的強烈不滿；二是對外國電影“意識形態影響”的疑慮。

近年來，美國大片越來越多地選擇在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取景和制作，不僅因為當地擁有高素質的電影工作者和良好的制作基礎設施，更主要是低成本及稅收優惠帶來的吸引力。英國對影視制作企業提供高于25%的納稅抵免政策，加拿大甚至在某些省份給予更高比例的返還，在聯邦層面也有相應的稅收抵免政策。特朗普認為，這種趨勢正在“掏空”美國的電影產業，并削弱就業和稅收基礎。

更具爭議的是，特朗普在聲明中將外國制作的電影稱為“國家安全威脅”，暗示其中夾帶“宣傳信息”。然而，早在2015年，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就發布過一份調查報告，預言中國將在2018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聲稱好萊塢為了迎合中國市場在電影上所作出的刪改會影響意識形態傳播。

新冠疫情對全球電影產業造成沉重打擊。盡管影院逐步復工，觀眾重返銀幕的速度卻未及預期。2023年7月爆發的好萊塢大罷工，對美國影視行業產生負面影響。罷工主要圍繞薪酬、健康和養老金供款、流媒體收益分配以及對人工智能（AI）的擔憂等問題展開。盡管罷工以工會的勝利結束，但在美國本土拍攝的電影和電視劇數量減少了40%。與此同時，媒體集團普遍實施大規模削減成本的措施，導致公司縮減節目和影片拍攝計劃，傾向選擇制作成本更加低廉且提供稅收優惠的海外制作地。

Netflix、Amazon等流媒體平臺的崛起，雖帶來內容生產繁榮，但也拉高了市場競爭門檻，傳統院線發行放映商的生存空間不斷遭到擠壓。此外，內容上的“政治正確”爭議、性別與種族平衡議題也讓好萊塢面對新的審美分裂，觀眾忠誠度下降。

盡管該政策尚未出臺實施細節，但特朗普的表態卻已在業界掀起巨大漣漪，一旦真正落地，其連鎖反應不容小覷。

好萊塢電影早已形成高度全球化的制作體系，一旦被迫“回歸本土”，將失去海外拍攝、國際團隊和稅收優惠帶來的成本優勢，制作費用勢必上升。與此同時，若進口影片需繳納100%關稅，發行成本也將大幅增加。制作端與發行端雙雙承壓，導致收入可能斷崖式下滑。美國電影長期保持貿易順差，2023年高達153億美元。高額關稅極可能引發他國反制，削弱美國影片出口，沖擊全球票房。

全球電影產業高度依賴國際合作，聯合制片和資源共享是常態。征收關稅可能抑制這類合作，促使行業走向更封閉的制作路徑，從而降低電影內容的多樣性與文化豐富性。雖然外國影片在美國占比極低，屬于小眾利基市場，但其主要作用在于提升文化多樣性、豐富觀影層次。一旦征稅政策落地，相關發行商與藝術影院將面臨沉重的進口成本，票房收入難以覆蓋支出。以多國別片源為特色的藝術院線和獨立影院將遭遇“片荒”，熱衷此類電影的觀眾也將失去寶貴的線下觀影渠道。

進口影片的DVD租售、線上點播及電視播出等渠道，同樣可能因關稅上漲而面臨成本抬升。這些負擔最終將轉嫁至觀眾，表現為票價上漲或流媒體訂閱費用上調，從而抑制觀影和訂閱需求，進一步沖擊整個行業的收入。

此外，對電影征收關稅在法律和執行層面上存在諸多挑戰。特別是在數字內容無形化、分發渠道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界定一部電影的“原產地”、關稅是否適用于流媒體平臺等問題仍未有明確答案。考慮到當代電影制作的全球化特征，制片公司在界定哪些影片屬于“外國制作”時也將面臨挑戰。

從“讓制造業回流美國”到如今的“讓好萊塢回家”，特朗普一以貫之的保護主義邏輯再次上演。電影關稅計劃注定將給美國電影行業帶來難以承受的沖擊。文化從來不只是產業，更是連接世界的橋梁。當“稅表”開始左右“銀幕”，我們思考的不該是如何構筑文化壁壘，而是如何共建更平衡、更包容的全球文化生態。（作者系中國電影資料館電影產業研究部副主任汪憶嵐）

編審：唐華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