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佳莎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2025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以下簡稱“民營經濟促進法”）獲通過，成為中國首部聚焦民營經濟發展的基礎性立法。這部法律的出臺，是中國在法治層面回應民營企業發展困境的重要舉措，也標志著中國對民營經濟的支持正從政策導向邁向制度保障階段。

從制度經濟學視角看，一個有利于企業發展的制度環境，應當能夠明確產權、規范市場規則、保障法治執行、降低交易成本，并提供平等的資源獲取和金融支持體系。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的制度性修正和結構性回應。

此前，民營企業在資源配置、融資渠道、政策扶持以及法律保障方面，長期面臨與國有企業不對等的制度環境。例如，在金融體系中，民營企業普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障礙。在資源配置方面，無論是土地、項目準入還是財政補貼政策，民營企業往往處于邊緣地帶，難以享受與國有企業等量齊觀的支持。在法律保護方面，一些民營企業在合同糾紛、財產查封、強制執行等環節中，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和維權成本高的問題。

正是針對上述現實問題，民營經濟促進法以制度手段提出了系統性回應。在產權與權益保障方面，法律明確禁止將經濟糾紛行政化或刑事化，強調規范查封、凍結等措施的使用，提升法律適用的邊界清晰度和操作規范性。這樣的規定有助于增強民營企業經營活動的法律確定性，防止“執法擾企”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民營企業“制度性不安全感”的問題。

在市場準入與公平競爭方面，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要求清理影響市場公平的政策文件，從制度上為非國有企業創造平等參與市場的條件。特別是在打破地方保護、行業壁壘方面，法律將有助于破除“玻璃門”和“彈簧門”現象，為民營企業營造更加平等、開放的市場環境。

在融資機制方面，法律鼓勵金融機構開發多樣化產品，支持銀行對民營企業實施“盡職免責”，并推動建立市場化的風險分擔機制。這些舉措將逐步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門檻高、擔保難的問題，并為其參與高風險、高回報的技術創新活動提供金融基礎。值得一提的是，法律還明確提出，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家戰略科技項目，平等申請科研資金，并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創新成果的法律保障，推動科技資源向更具活力的主體傾斜。這既有利于激發民營企業的技術投入意愿，也有助于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創新體系。

在政企關系方面，法律提出要建立常態化的溝通機制，明確政府應當為企業提供良好公共服務，而非以行政手段干預正常經營。這種制度安排，意味著未來“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將通過法律方式規范化，減少地方政府隨意干預和選擇性執法的空間。與此同時，民營經濟促進法還規定，各級政府應優化營商環境、簡化審批流程，并通過信用修復機制與涉企執法行為整頓，進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從更深層次來看，該法案的通過不僅僅是對民營企業呼聲的政策回應，更體現了中國市場制度結構正在經歷一場“由政策型激勵向法治型護航”的系統性轉變。該法案通過法律形式將支持政策轉化為強制力的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規范性與穩定性。它不僅強化了市場規則的統一性與公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邊界關系。這種制度性變革，有利于為民營企業提供更加明確的行為預期與發展空間。當然，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實施效果仍需觀察。制度文本的確立僅是制度建設的起點，未來關鍵在于其執行力、可操作性及與其他政策體系的協調。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臺，標志著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邁入法治化新階段。它通過在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融資、科技創新和政企互動等關鍵領域的制度安排，為民營企業構建了更加穩定、公正、可預期的發展環境。這不僅有助于釋放民營經濟的活力與潛力，更是在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邁出了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一步。未來，通過持續推動執行層面的制度落實，建立有效的監督和評估機制，民營經濟將在更加公平和透明的市場中發揮更大作用，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

編審：唐華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