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恬瑞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自特朗普再次執政以來，移民問題成為美國政治風暴的漩渦中心。特朗普政府拋出一系列激進改革舉措，包括全面驅逐非法移民、廢除“出生公民權”、擴大合法移民驅逐范圍、抬高“金卡”門檻和啟用“快速遣返”機制等。

截至2025年3月，已有約2.8萬非法移民被特朗普政府驅逐出境，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已累計逮捕約11.3萬人。特朗普的鐵腕移民政策，盡管在短期內實現了其“驅逐大量非法移民”的目的，但也引發了美國移民社區恐慌、勞動力市場動蕩以及國際信譽滑坡問題。長遠來看，其政策效果還將受到美國司法系統制衡和社會內外部因素的影響。

事實上，在美國政治生態中，移民問題早已超越單純的社會治理和“人道主義”范疇。從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大規模驅逐，到拜登執政時期的“胡蘿卜加大棒”搖擺政策，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邊境沙皇”行動，移民議題已演變為兩黨爭奪選民支持、撕裂憲政體系和重構意識形態的核心戰場，暴露出美國政治極化的深層裂痕。

美國兩黨將移民問題“政治武器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利用移民問題大做文章，爭奪選民票倉。共和黨將移民議題與“國家安全”捆綁，強調“主權優先”。特朗普上任數小時后，即發布行政令“保障各州免受入侵”，并以“確保美國南部邊境安全”為名，宣布南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其策略實質是塑造維護“法律與秩序”的強硬形象，迎合保守派選民的主張。民主黨則以“人權捍衛者”自居，通過“庇護城市”政策和入籍通道等舉措，擴大政治基本盤。據統計，拜登執政時期的非法移民人數約為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的5倍。馬斯克曾抨擊拜登政府“故意增加非法移民流入以維持民主黨統治”。

二是在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博弈中，爭奪政策解釋權。特朗普政府試圖利用歷史法律工具，通過極端化法律解釋，在憲法框架邊緣爭取利益最大化。2025年3月，特朗普援引1798年《外國敵人法》，將非法移民定義為“國家入侵者”，試圖繞過常規移民司法程序實施大規模驅逐政策。民主黨則以司法手段遏制特朗普擴權。在特朗普簽署行政令當日，華盛頓特區民主黨籍法官博斯伯格即以“非戰時狀態”為由，緊急叫停其驅逐令。隨后，特朗普又以“司法越權”為由，呼吁彈劾博斯伯格。為此，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罕見發聲，反對政治干預司法。這場鬧劇，凸顯兩黨圍繞移民問題的斗爭已突破常規政策辯論，加劇了美國“憲政危機”。

三是在聯邦與地方的拉鋸戰中，爭奪權力主導權。當前，美國移民治理已陷入“主權分裂”的困境。在拜登任內，得克薩斯、佛羅里達州等共和黨主政州，通過得州參議院第4號法案（簡稱“SB4”）賦予地方警察移民執法權，在邊境部署剃刀鐵絲網、裝甲車等軍事化手段，同時將數萬移民轉運至紐約、芝加哥等民主黨主政城市，制造人道主義危機攻擊對手。民主黨州則以“庇護城市”政策對抗，立法禁止市政資源配合聯邦驅逐。這種“甩鍋政治”導致政策執行碎片化，移民最終成為美國聯邦與地方權限博弈的犧牲品。

四是將非法移民刻意“標簽化”，爭奪意識形態主動權。兩黨將移民問題視為“文化戰爭”的彈藥，通過轉移民眾的關注度，掩飾其社會治理的無能。共和黨借“反移民”強化白人保守主義認同，民主黨則以“多元包容”標榜進步性。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提出廢除DEI（多元平等包容）辦公室，將移民問題與“反覺醒運動”捆綁，激發白人保守群體的文化危機感。此外，共和黨還將非法移民塑造為美國貧富分化、低端崗位競爭的“罪魁禍首”，將階級矛盾轉化為族群對立，卻回避了資本壟斷和產業空心化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符號化操作，使移民從“人”異化為意識形態斗爭的抽象載體。

下階段，兩黨將圍繞移民問題繼續交鋒，但相關立法改革因利益沖突難以推行。2024年，兩黨參議員為構建移民庇護制度，提出《2024年緊急國家安全補充撥款法案》。但該法案卻因選舉利益而刪除所有移民條款，最終淪為對外援助工具。未來，移民政策調整或更多依賴總統行政令，導致規則隨政黨輪替反復逆轉。展望2026年中期選舉，民主黨需復盤2024年的失利，重新思考其過往移民政策。若特朗普施行的強硬移民政策引發重大人道主義災難或社會輿論爭議，民主黨必將抓住機會借題發揮，對共和黨予以猛攻。

未來，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亦將沖擊移民政策。預測數據顯示，2045年至2050年，美國白人占比將低于總人口半數。為鞏固各自選舉基本盤，兩黨在移民問題上均不會輕易妥協、退讓，或最終走上更加極端的路線。

兩黨圍繞移民問題展開的激烈爭斗，凸顯了美國政治體制的頑瘴痼疾。當行政擴權挑戰三權分立、聯邦制讓位于政治斗爭、結構矛盾淹沒于意識形態時，移民的人權訴求只能淪為黨爭“權力游戲”中的棋子和被擺上談判桌的籌碼而已。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