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晨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在德國即將迎來大選之際，美國商業大亨、即將上任的“政府效率部”負責人馬斯克公開站臺德國選擇黨，稱德國“正處于經濟和文化崩潰的邊緣”，德國選擇黨是這個國家“最后的一線希望”。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德國選擇黨支持率高達19%，已超越綠黨（13%）、自民黨（3%）和總理朔爾茨所在的社民黨（16%），成為僅次于聯盟黨（32%）的德國第二大黨。即便德國選擇黨選民基礎深厚，主流政黨仍拒絕與其合作，并通過打造“防火墻”，阻止德國選擇黨加入政府。

在危機中崛起的德國選擇黨

被馬斯克盛贊為“德國唯一拯救者”卻被國內同僚視為“洪水猛獸”的德國選擇黨，成立于2013年，是一群德國經濟學家因不滿政府在歐債危機期間“拿德國納稅人的血汗錢填補南歐國家債務無底洞”而成立的“反歐元團體”。他們主張德國退出歐元區并通過減稅刺激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反對國家干預經濟。

2015年，難民潮取代歐債危機成為德國輿論焦點。德國選擇黨針對難民問題大做文章，強調德國民族認同、反對多元文化，拒絕穆斯林群體涌入，宣稱“伊斯蘭教與德國不可共存”。同時，德國選擇黨大力抨擊時任總理默克爾的“歡迎難民”政策，強調“只有繳納足夠社保才有資格享受德國福利”，要求政府“遣返那些只會躺在德國社會福利體系上吸血的外來群體”。此后，德國選擇黨異軍突起，在2017年順利進入德國聯邦議會，在德國政壇成功站穩腳跟。

2020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德國選擇黨批評政府向烏克蘭輸送武器并抓住“如何實現能源轉型，誰來為昂貴的轉型埋單”這一現實問題，反對對俄制裁，抨擊執政黨“為了意識形態不顧一切”，指責綠黨“不顧民眾利益執意拯救氣候”，要求廢除《可再生能源法案》《能源效率法案》等綠色法案，并力主恢復煤炭發電和核電站，以降低能源成本、恢復工業競爭力。 

德國選擇黨崛起的深層原因

德國選擇黨在危機中崛起，又在歷次危機中敏銳捕捉民眾情緒，不斷擴充黨綱。盡管指控德國選擇黨是“納粹”“間諜”“腐敗分子”的負面輿論層出不窮，但其仍能逆勢而上的深層原因，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是，德國經濟疲軟催生民眾不安全感，給了德國選擇黨可乘之機。近年來，德國經濟不振，2023年更淪為“全球唯一負增長的發達經濟體”，預計2024年經濟增長僅為0.2%。難以擺脫的經濟困境催生民眾的保護主義情緒。相較于經濟全球化、歐洲一體化等宏觀議題，選民更為關注削減的就業崗位、短缺的經濟適用房和脆弱的養老金制度等民生問題，更傾向于保護德國國內市場、削減對歐盟的財政貢獻，德國選擇黨的疑歐、保守主張迎合了民眾情緒。同時，經濟悲觀情緒也加深了民眾對移民政策的質疑。

二是，德國選擇黨沒有執政包袱，可針對不同情況靈活調整選戰策略。德國選擇黨長期在野，便于利用德國在各個階段遭遇的治理難題制造恐慌，煽動民眾對執政黨“無能”的不滿與憤怒。盡管德國選擇黨尚未展現出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但通過不斷貶低政府、質疑政府各項決策收獲了大量“逆反票”（protest vote）。

同時，為更加貼近選民群體，德國選擇黨根據不同選區政策偏好靈活調整競選風格。以難民政策為例，在更為保守排外的德國東部，德國選擇黨言辭激進，黨內高層甚至因使用納粹口號多次被法院判處繳納罰金。但在對移民較為友好的德國西南部，德國選擇黨則收斂極端言論，表現得更為溫和克制。

三是，德國選擇黨擅長利用社交媒體，打造親民形象。德國選擇黨不僅遭傳統政黨排擠，也不受德國主流媒體待見，因而被迫獨辟蹊徑。早在2016年，德國選擇黨就開始通過社交媒體報道黨代會等消息，并逐漸摸索出成熟的、有針對性的傳播策略。德國選擇黨內部有專業團隊負責社交媒體運營，迎合民眾上網偏好，大量投放短視頻，推介本黨主張。同時，黨內高層注重打造親民形象，甚至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約會攻略”，以期拉近與民眾的心理距離，向選民傳遞“我關心你的訴求”“我會照顧你，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積極信號。

四是，德國選擇黨強調民族認同，更易吸引具有較少歷史包袱的德國新生代。由于二戰歷史，德國形成了獨有的“克制文化”，不僅對動用軍事力量和選擇進攻性國家安全戰略持審慎態度，也常羞于表達愛國主義情感。但隨著代際變遷，德國新生代與“納粹歷史”逐漸拉開了心理距離。德國選擇黨宣稱“二戰并非德國歷史的全部”“我們完全有理由為我們的國家和建立這個國家的人感到驕傲”。德國選擇黨的民族主義立場為需要民族認同感的群體提供了心靈慰藉。

此外，近年來，德國惡性襲擊事件頻發，肇事者多有移民背景。這進一步加劇了民眾對移民政策的不滿和對安全狀態的擔憂，也再次推升了德國選擇黨的競爭力。但目前看，由于德國主流政黨對抗德國選擇黨的“防火墻”依然牢固，其距離登臺執政仍有較長的路要走。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