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妍妍 煙臺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古典學不是西方的專利，中國也有自己的古典學。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成功召開，標志著中國古典學登上時代發展的國際性舞臺。準確把握中國古典學的生成語境、學科邊界及價值意蘊，對于會通中西學術空間、推進文明交流互鑒、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極其重要的時代價值意義。

時代創生

中國古典學是中國學者的一種原創性構建，一方面是對近代西學東漸以來復興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的歷史延續，一方面是對新時代語境下國際新局勢、新問題的積極應對。

“古典學”是一個源自西方的學科概念，主要以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文獻為依據，通過對文學、語言、歷史、哲學、藝術等文化遺產的綜合研究，汲取現代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知識與智慧。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正經歷從傳統到現代的巨變與轉型，西方文化強勢東漸，一些學者在救亡圖存意識主導下，開始思考中西文化關系的強弱演變，認為古希臘文化譯介或可提供一種古典復興的借鑒思路。如梁啟超以“文藝復興時代”比喻有清一代之學術，贊賞乾嘉學派“以復古為解放”的治學方法符合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科學精神，而這種治學精神屬于古典學的范疇。梁先生不僅首次使用了“古典學”的概念，同時也開辟了以中國文化實踐對比觀照西方學術的先河。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伴隨著中國實施改革開放，西方學術思想文化批量進入我國?！拔鞣降臎]落”“文明的危機”“交往對話”等觀念的傳入，讓國內學者開始突破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在中西比較的意義上闡發中國古代文明智慧。如周谷城、吳于廑等人率先進行亞述學、埃及學、赫梯學等世界文明史及中國文明史的比較研究，林志純則提出構建“中西古典學”的主張，著重論述古代文明世界的民主政治史，明確指出古典學研究的意義“是走向近代，而不是‘復古’”。本世紀初，劉小楓、甘陽等人積極倡導古典學的理念，主張建構中國古典學，編纂出版《經典與解釋》系列叢書，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色諾芬、索?？死账沟任鞣秸苋撕妥骷业乃枷脒M行注疏，通過與西方古典精神的對話，實現中西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鑒，為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而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中國古典學”，主要關注的還是西方古典學在我國的展開情況。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社會亟待發出和平合作、互利共贏的時代強音。文明競爭不是時代的底色，多元文明共生共存才是人類歷史的主流。面對西方國家宣揚的“文明沖突論”，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主張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相繼發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意在推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中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提供中國智慧，從而也促使學者從現代學科建設的角度，提出我國古典學研究和學科建設的時代命題。如成立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古典學專業委員會，發掘與闡釋東西方古典文明的智慧與精神；陸續出版《古典與文明叢書》《古典學研究》《中國古典學年鑒》等專業性研究成果。2024年，教育部批準了中國人民大學申報的中國古典學專業，并將其納入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充分體現了中國古典學從自發建構到學院化、學科化建設的轉變。尤其是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成功召開，標志著中國古典學日益登上時代發展的國際性舞臺，“古典學”范疇從西方獨有轉變為多元文明所共有。

學科邊界

對于“中國古典學”這一新興學科，學者們立足于不同的學科視野和學術取向，在研究對象的邊界討論中出現了論域不清、眾說紛紜的情況。鑒于研究邊界或外延代表著學科存在的獨立性，十分有必要加以厘清。

目前，學界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四類：第一類認為，中國古典學就是國學，研究對象包括以中國原典文獻為基礎的經史子集各類傳統學術，泛指中國學術。這類觀點突出了研究的民族性與本土性，但是畢竟國學對應的是整個西學，而非西方古典學；國學提出的出發點是中西之爭、古今之爭，而非中西文化交流互鑒。第二類認為，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對象應該包括中國歷代的文字、器物、精神、遺址等文明產物。這類觀點照顧到了古代文化遺產的全面性，但卻忽視了“盡小者大，積微者著”，無形之中把中國古典學研究等同于傳統文化研究，忽略了經典性、傳承性與核心影響力的內容要求，有損于中國古典學學科的獨特性。第三類認為，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對象即中國古典文明，而古典文明指的是自先秦至近代“以儒學經典為主干的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這類觀點立足于儒學經典在中國古代文明演進中的重要作用，但把中國古典學研究大致等同于儒學經典研究，也是窄化和不全面的。第四類認為，中國古典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包括先秦時期元典性文獻和上古文明，這與西方古典學的學術思路頗為接近，即以各自文明源頭的基礎文獻與文明發展史上的關鍵時期為研究的根本。從中、西古典學互學互鑒的意義上而言，這一類觀點較為可取。

綜觀相關討論，往往是把“古典”當作拿來就用的詞匯，將其等同于古代，究竟中國古典學中的“古典”指的是哪個時期，并未做出詳細界定，由此導致學科邊界聚訟紛紜的局面。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曾指出，公元前8世紀至前2世紀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古中國、古希臘、古印度等地區不約而同出現了一大批偉大的哲學家和宗教家，如中國的孔子、老子等諸子百家，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釋迦牟尼……，他們提出的觀念奠定了后世的文化傳統。兩千多年前的“軸心時代”反映了理性意識的覺醒，產生了人類文明之根，奠定了不同文明之間交流互鑒的基礎。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從文明起源的意義上探討中國古典學的學科邊界。

先秦時期作為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時期，形成了中國幾千年文明的精神內核，與古希臘等其他文明精神具有一定的契合之處。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古典學中的“古典”，應該以先秦時期作為邊界，其研究對象為先秦時期的文化遺產及相關學術行為。由此，則可進一步確定中國古典學的問題閾：主要包括對先秦時期文化遺產本身的研究，其次也包括相關的傳承與影響研究；既包括除先秦時期的中國之外，對同階段其他古典文明的研究，還包括對不同古典文明的比較研究等。相應地，在研究思路上，需要把過去各自分別開展的古文字、文學、史學、哲學、考古學、藝術、宗教等研究進行融會貫通，從文明結構及思想脈絡賡續的角度出發，形成一系列獨立的知識體系、話語體系。

價值意蘊

中國古典學既是一個老問題，又是一個新課題，更是新時代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展開中國古典學的探討與研究，對塑造“文明的活的靈魂”，增強中國學術話語自主性，提升中華文明軟實力，推動世界不同文明之間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與長遠的歷史意義。

中國古典學以古典文明為根基，并非單純研究古代典籍與文化，而是融通語言文學、歷史學、哲學、政治學、考古學、法學等多個研究領域，找尋諸多研究領域共存的歷史線索與文化基因，這是中國學術需要深入研究的時代課題，也是中華文明塑造的現實問題。在諸多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一個歷經數千年沒有中斷且發展至今的文明，為什么面對外來文化的挑戰，中華文明總能獲得重構與新生？是什么造就了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源？對此，我們可以借用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的觀點，西方美學主要體現在各種理論形態之中，而中國傳統美學則體現在各種傳統藝術形態當中。同樣的，中國古典文明精神體現在各種古典文化遺產如文字、典籍、出土文物等中，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民族信仰、文化科學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種結果中形成了一定的歷史線索與文化基因，并被積淀傳承下來，至今仍能以觀念的形式作用于現代生活，反觀現代的社會問題。所以，它們是“活著”的，延續著的，在中國古典學的視域下成為塑造“文明的活的靈魂”的出發點與立足點。

近代西學東漸以來，我國學界曾用西方知識話語闡釋中國問題，一度出現“強制闡釋”的狀況，在學術表述中“中國特色”和本土思想創新短缺。構建中國學術話語權，成為新時代學界亟待解決的問題。然而，話語權的確立并非某一話語主體向其他話語受眾的單向信息傳輸，傳輸信息量的大小與話語權的影響力并非成正比。實質上，話語權的確立與話語信息的質量及感召力關系更為密切，其中質量及感召力又同該話語主體的特色與鮮活性有關。中國古典學致力于尋找中華文明的歷史線索與文化基因，必然會從中提煉出一些范疇概念，形成自身獨有的學科話語。如，“天人合一”的整體觀體現了公平、和諧、共生的倫理意識，與世界秩序的重塑等具有內在契合性。又如，“和而不同”的處事觀、“虛實相生”的美學觀、“尚禮守信”的道德觀、“以德服人”的交往觀、“貴民”“重民”的民本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都以其歷史延續性成為中國古典學的觀念范疇，這些可以稱得上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可謂是西方各國爭相從中國古典文明中探尋哲學智慧的例證。建設中國古典學不僅能夠推動我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而且有助于對外講好“中國故事”，闡釋好“中國特色”，向世界展現全面立體的東方大國形象，提升中華文明的軟實力，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

中國古典學研究基于傳統，反觀當下，面向未來。它以軸心時期的文化遺產為根基，不是簡單地擬古或復古，而是重新審視人類古老智慧結晶對現代世界的指導意義。其探索視野超越了國界與民族，透過中華文明、希臘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等的古代文化遺產，尋求中西方古典思想在國際秩序、人性完滿、交往正義、價值關懷等方面追求真善美的契合性，從而有助于破除“文明沖突論”，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的觀念，推動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對話，建立起全球文明共識，形成預防沖突與維護和平、推動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強大力量?？偠灾袊诺鋵W研究能夠揭示眾多古典文明的共同價值，有助于實現世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共同營造一個開放包容、持久和平的世界，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遠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