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一鳴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群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同時必須看到，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我們要正視困難、堅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積極因素轉化為發展實績。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總體呈現回升向好態勢，前三季度經濟增長4.8%，全年有望實現5%左右的增長。與此同時，經濟運行呈現出供給強于需求、供需強弱失衡的態勢。從主要指標看，高于GDP增速的指標多集中于供給端，前三季度工業增加值增長5.8%，高于GDP4.8%的增速。工業的強勁增長在較大程度上受益于出口的拉動。以人民幣計價，前三季度外貿出口增長6.2%，顯著高于GDP增速。由此可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工業和出口的驅動。而在需求端，固定資產投資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均顯著低于GDP增速，分別為3.4%與3.3%。伴隨全球貿易格局變化，尤其是美國新一屆政府推行加征關稅政策，我國外需和出口增速或將趨緩，工業生產也將隨之受到影響，進而增大經濟下行壓力。

當前，經濟運行中有效需求不足，主要表現在消費需求不足更為突出，需求不足導致價格持續低迷，需求端走弱可能向供給端傳導。

從更長的時間跨度看，我國經濟自2012年進入“三期疊加”和經濟發展新常態后，在調整中逐步轉向新的動態平衡，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因素發生變化。過去講“新常態”，主要是指供給側潛在增長率下降帶來的經濟下行，現在總需求不足正在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約束條件。疫情三年對需求側的沖擊更大，進一步強化需求不足對經濟增長的約束。

供需失衡是過去較長時期形成的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增長的發展方式帶來的。在面臨外部沖擊和經濟下行壓力時，往往采取發債上項目，通過擴大投資和產能拉動經濟增長，在基礎設施和生產能力存在較大缺口的情況下，這種模式是十分有效的。但隨著基礎設施投資空間收窄、積累的地方債務壓力增大，投資的邊際效率下降，這種模式拉動經濟增長的效能逐步降低。投資最終會轉化為供給能力，過去制造業規模較小時可以通過擴大出口實現供需平衡，隨著中國制造業占全球份額達到30%甚至更高，擴大出口面臨的外部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外部環境變化和經濟運行面臨的新挑戰

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保持經濟平穩運行意義十分重大。一攬子增量政策扭轉了經濟下行態勢，提振了市場信心；資產市場回暖有助于修復資產負債表，改善市場預期；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改革舉措，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與此同時，明年的中國經濟也面臨新的挑戰。

第一，特朗普新一輪貿易戰帶來的不確定性。目前，特朗普加征關稅的方式、時間、范圍，以及持續時間仍存在不確定性。特朗普最近提出對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與原先提出的加征60%關稅和取消我國最惠國待遇是何關系仍不清晰。這些變數均可能對中國經濟和貿易增長產生影響。考慮到特朗普政府中持鷹派立場的內閣成員可能加大對中國的施壓力度，不僅限于貿易領域，還可能擴展到科技和金融領域，因此，明年外部環境將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

第二，出口增幅回落疊加內需低迷可能增大經濟壓力。今年前三季度，外貿出口較快增長促進了工業和經濟增長，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3.8%。若明年特朗普實施加征關稅措施，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將明顯下降。即使考慮中國產品的價格競爭力、潛在的人民幣貶值，以及對非美市場的出口增長，外貿出口的增速仍將可能下降。如果消費和投資需求持續低迷，三大需求壓力就會形成疊加效應。由此可見，在外需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擴大內需變得尤為緊迫。

第三，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的外溢效應仍可能持續。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是造成投資、消費、地方財政和金融信貸增速放緩的重要因素。前三季度，房地產投資拖累固定資產投資3.3個百分點。今年以來，房地產指標下跌幅度仍然較大，10月份部分指標跌幅還在擴大，房價仍處在探底過程中。因此，明年仍需關注房地產市場調整可能對消費和投資帶來的外溢影響。

以大力度宏觀政策擴大國內需求，以進一步深化改革推動經濟轉型

2025年宏觀調控仍面臨艱巨任務，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保持戰略定力，努力辦好自己的事，統籌擴內需、穩增長、促轉型，以大力度宏觀政策擴大國內需求，以進一步深化改革推動經濟轉型，以高水平開放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確保經濟社會大局穩定。

1.以大力度宏觀政策擴大國內需求。面對內需不足和經濟下行壓力，短期需采取更大力度的宏觀政策。通過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效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持續推進一攬子增量政策開啟的新一輪宏觀調控。

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要義是對總需求有正向的拉動作用，以確保廣義財政支出增速大于名義GDP增速。今年二季度以來，廣義財政收入下降導致廣義財政支出未能實現預期目標。因此，明年需要適度提高赤字率。2020年，因新冠疫情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2023年10月增發1萬億元國債，當年財政赤字率提升至3.8%。明年的赤字率是否應超過3.8%，值得進一步研究。加大政策力度的明確宣示有利于提振信心和改善預期。同時，考慮到給全國性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特別國債規模也要擴大。若考慮每年從地方新增專項債中安排資金8000億元，連續五年累計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專項債規模也可適當擴大，并可擴大專項債使用范圍，包括用于收儲土地和存量商品房，以及支持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把促進物價合理回升作為重要考量。注重發揮利率等價格型調控工具的作用。在具備條件時，調降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同時，進一步提升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

2.以進一步深化改革推動經濟轉型。推動經濟轉型，關鍵在于從傳統的投資和出口驅動增長的模式轉向“政府促進消費、消費引導投資”的新模式。消費是最終需求，擴大國內需求要以提振消費為重點。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公共服務支出，以促進擴大消費。當前商品消費相對飽和，應積極擴大服務消費，放寬中高端醫療、休閑度假、養老服務等領域準入限制和價格管制，促進社會投資進入，滿足中高收入群體對多樣化服務消費的需求。消費主力是年輕群體，可以考慮通過生育補貼等方式激勵年輕群體增加消費。加快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中央財政對常住地政府用于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教育的支出予以補助，釋放近3億農業轉移人口的消費潛力。

3.以高水平開放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明年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就是要針對特朗普發起的新貿易戰，加強政策儲備，研判貿易戰動向，及時有效采取應對措施。應對特朗普“拉起吊橋”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加強與歐洲、日韓等經貿合作。同時，進一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制，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實現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打造更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