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海內外抗戰史研究不斷推陳出新，但抗戰史空間研究領域卻鮮有人涉獵。抗戰的空間分布，宏觀上，主要分為城市與農村兩大空間，二者互為聯系，又相對獨立存在；微觀上，這兩大空間又可以細分出機關、學校、工廠、碼頭、街區、村鎮、市集等多種樣態。敵我不同政治力量各據這些物理空間，創造出新的空間，并于其中建立相應的政治與社會秩序。抗戰史的空間研究，既有別于既往政治史、軍事史、社會史等專史研究，也不同于各種區域史或政區史研究，而是基于空間單位的整體性把握，是對敵我各據不同地域空間進行軍事、政治與社會文化等各方面斗爭所產生的空間格局及其動態演變特征的具體實證研究。

“城市—鄉村”二元并立的空間結構，加之日軍以占領主要城市與交通線為目的的作戰特點，客觀上決定了抗日戰爭獨特的戰爭形態，即“敵據城市，我據鄉村”及農村包圍城市形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一切抗戰力量深入敵后與鄉村，將廣大的鄉村自然地理空間轉化為抗戰的政治與軍事空間，使全民族的“持久戰”由戰略構想變為戰略實施。換言之，鄉村抗戰是中國人民堅持并實現“持久戰”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選擇。因此，抗戰史研究的空間轉向，對于深刻理解和回答中國抗戰緣何走向并實現“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等重大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敵據城市，我據鄉村”：城市戰失利后的空間戰略調整

1937年底，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淪陷，中國抗戰逐漸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由主要圍繞重要城市、交通干線和戰略要地的爭奪戰，轉向以鄉村抗戰為重心的長期的全面戰爭。

中國抗戰必將獲勝，必然要打成一場長期戰爭，“不求摧敵于一朝，而要能與之作持久戰”（梁漱溟：《抗戰與鄉村》，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頁），這是當時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廣泛共識。但國民黨選擇重要城市開辟與日軍交鋒的正面戰場，如在上海、南京等地組織大會戰，意圖通過城市戰實現持久戰，在空間選擇上失當。因為城市戰僅能在戰術上暫時遲滯敵軍的進攻，卻不能實現戰略上的持久戰。上海、南京相繼失陷，國民黨方醒悟：鄉村而非城市，乃實施并可能實現持久戰的天然合適空間。

而中國共產黨一方，以深邃的戰略眼光正確研判鄉村對于中國人民堅持并實現長期作戰、持久抗戰的重要戰略地位。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報告《論新階段》，在總結抗戰經驗和教訓基礎上，提出并詳盡闡述了“鄉村抗戰論”。這一論斷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立于復興中華民族的立場，對中國國情、世界形勢以及抗戰態勢做出的客觀把握、科學預判和規律性認識。他分析指出，中國的抗戰是在主要的大城市與交通線被敵占領的特殊情況下進行的，這就決定了“抗戰的主要依靠是鄉村與農民”。他從城鄉關系分析敵我態勢是：“敵人占領中國主要的大城市與交通線之后，敵據城市以對我，我據鄉村以對敵”，那么，“鄉村能夠戰勝城市嗎？”“答復：有困難，但是能夠的。”而且，不能短時取得勝利，他進而分析中國的抗日戰爭為什么具有“長期性”和“持久性”，必須反對“速勝論”，“不但由于敵是帝國主義國家，我是半殖民地國家，而且由于這個帝國主義又復占據我之城市，我則退至鄉村以抗敵，因而造成了長期性”。

毛澤東通過對“鄉村抗戰”取勝必然性規律的闡釋，駁斥了“抗戰必亡”“再戰必亡”等亡國論。其具備以下客觀條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條件”，“在半殖民地，城市雖帶著領導性質，但不能完全統治鄉村，因為城市太小，鄉村太大，廣大的人力物力在鄉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國的條件”，我方“失去一部，還有一部。敵以少兵臨大國，加以我之堅強抵抗，就迫使敵人發生了兵力不足與兵力分散的困難，這樣就不但給了我一個總的抗日根據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貴、川等地，使敵無法占領；而且在敵后也給了我以廣大游擊活動的地盤，例如華北、華中、華南等地，使敵無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條件”，是日本帝國主義“退步了”，而“主要的是中國進步了，有了新的政黨，軍隊與人民，這是勝敵的基本力量”。

毛澤東的論述還為鄉村抗戰取得最后勝利指明方向和路徑：在鄉村廣泛動員民眾、組織民眾，積蓄抗戰的磅礴力量，對日軍占領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線造成包圍之勢，待時機成熟，對城市實施反攻。如其所述，“我們組織堅持的長期的廣大的戰爭，去反對占領城市的敵人，用犬牙交錯的戰爭，將城市包圍起來，孤立城市，從長期戰爭中逐漸生長自己力量，變化敵我形勢，再配合之以世界的變動，就能把敵人驅逐出去而恢復城市”。

“兵民是勝利之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抗戰及抗戰空間格局重整

近代中國屬于典型的農業國，鄉村人口占全國人口80%以上，據此推算，抗戰時期中國鄉村人口不低于3.6億人，這是無比巨大的潛在的抗戰能量。侵華日軍的實際控制，重要城市以下，主要集中于縣城、重要鄉鎮、交通樞紐以及主要鐵路、公路和航道，呈點線狀分布，而對鄉村的控制極為脆弱且有限。華北地區主要城鎮以外的多數鄉村是其沒有也無法占領和控制的，即便是“鐵路線兩側一兩英里以外的廣大鄉村地區尚未處于日本控制之下”。相關資料顯示，直至1944年，約2/3的山東地域仍掌握在中國手中，日本對該省的控制局限于鐵路、公路和水路、城市、城鎮和某些村莊，中國則控制著山東的農村，特別是山區、森林和村莊等廣大區域。

粗略估算，在超2億的淪陷區人口中，至少有一半左右處于日軍無法穩定控制、無法有效征糧收稅、無法推行奴化教育的鄉村地區，這恰為我方構筑堅固抗日空間壁壘提供了絕佳的地理時空。在此問題上，國共雙方形成了兩條截然不同的抗戰路線，即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動員鄉村力量、團結全國人民的人民戰爭的路線，將人民引向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光明前途；相反的，國民黨走片面依靠政府和軍隊、壓迫中國人民的消極抗戰路線，走向反對人民、繼續反動統治的黑暗前途。

由于執行消極的抗戰路線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國民黨政府的抗戰態度猶疑反復、戰略定力缺失，嚴重影響了實施效果。由于未能有效深入敵后動員鄉村民眾開展游擊戰，其所謂鄉村抗戰空間主要分布于粵漢—平漢鐵路以西戰爭后方，包括四川、陜西、甘肅、青海等未被日軍占領的西部省份；在華北、華東，僅于個別敵后地區設立游擊戰區。國統區鄉村充當兵源征調、糧食征購、賦稅收入以及戰時勞役之主要來源地，但國民黨各級官僚利用抗戰發國難財，貪污成風，破壞了農村經濟，加重了農民負擔，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

中國共產黨深入敵后特別是敵后的廣大鄉村地區，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使其變成一場真正的人民戰爭。唯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才能進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它一旦開到抗日的前線，和那里的廣大人民相結合，其前途是無限的”。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正規軍隊發展到91萬人，鄉村中不脫離生產的民兵發展到了220萬人以上，已壯大為“抗日戰爭的主力軍”，形成了人民戰爭必須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從事機動靈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1941年5月，毛澤東在《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中指出：“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4~805頁）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政治顧問謝偉思在致美國空軍中央調查局的備忘錄中承認：“共產黨的力量建立在民眾的支持之上，它已形成一股軍事力量，我們應該想辦法使它與我們對日戰爭相協調。”

兵民是勝利之本。由于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擁護，到1945年左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北根據地覆蓋約40%的農村人口，包括晉冀魯豫邊區100余座縣城，晉、冀、魯等地抗日政權控制了80%以上鄉村；同期國民黨冀察戰區兵力從鼎盛時期的10余萬人銳減至不足3萬人，其對華北的控制主要限于晉南、豫西部分縣城及其周邊農村，實際控制率不足5%。華中地區，新四軍的活動區域覆蓋了約25%的農村，國民黨軍隊對長江沿岸農村的控制率約為20%。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力量最大程度地重整了抗戰空間格局，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空間體系，將中國人民引向勝利的前途。

“農村包圍城市”：中國共產黨對鄉村空間的重塑與再造

中國共產黨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工農武裝割據”思想、“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創造性地靈活運用到抗日戰爭中，從宏觀層面構筑起全國范圍內的抗戰空間體系，中觀層面創建了敵后抗日根據地抗戰新空間，微觀層面建構了以鄉村為單位的空間體系，創造了實行持久抗戰并取得偉大勝利的穩固戰略縱深、后勤保障基地及戰略反攻主力。

中國共產黨領導敵后戰場，將龐大的鄉村人力資源動員、組織起來，并實現了全國范圍的空間大整合。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深入日軍后方，發動群眾，建立了大小十余塊主要的抗日根據地。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稱：中國解放區領有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其地域北起內蒙，南至海南島，其地域范圍包括了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陜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19個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而“大部分敵人所到之處，都有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的活動”，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基本空間格局：“淪陷區的城市和交通線，是處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領或控制之下；依城市和交通線，但又被中國解放區所包圍的，則是廣大的淪陷區農村，是處在戰爭的后方。”解放區大部包圍了自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來敵偽所侵占的中國城鎮、交通要道及沿海口岸，到1945年8月“猶抗擊和包圍著侵華日軍百分之六十九（東北四省不在內）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中國解放區抗日軍朱總司令致美英蘇三國說帖》，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抗日文件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頁）。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打破省界，在空間上實現了跨省區塊重組。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解放區……包括十九個大的解放區”；朱德致美英蘇三國說帖中亦稱：“經過我們八年的苦戰……建立了十九個大塊的解放區。”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九個抗日根據地因隸屬關系變動，也有認為可以歸為16個，但無疑空間是十分廣泛的。

中國共產黨重塑了全新的鄉村空間和秩序。中國共產黨實行農村改革，創造了完全不同于國統區、淪陷區的全新鄉村空間。政治層面，建立農村民主政權，把農民從舊政權和日本侵略者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使其轉變為中國民主政治的基本力量。經濟層面，實行減租減息政策，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等發展農業生產，解決民生問題。文化層面，推行文化運動，掃除文盲，普及教育，發展大眾文藝。社會層面，將農民組織起來，建立農會、農民救國會等鄉村抗戰組織，開展農民救亡運動。軍事層面，在鄉村廣泛發展民兵等抗日武裝，以保家衛國、收復失地。

綜上，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從華北、華東、華中到華南的抗日根據地為主體，構筑而成一個宏大的鄉村抗戰空間體系，廣大鄉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被廣泛動員起來，共赴全民族抗戰，從而使中國抗戰保持了舉世罕見的持久耐力和不屈韌勁。其對日軍占領的城市地區形成包圍之勢，使敵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在此過程中得以彰顯。

（作者：楊瑞，系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山東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