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國家能不能富強，一個民族能不能振興，最重要的就是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能不能順應時代潮流，掌握歷史前進的主動權。”站在承前啟后的歷史交匯點，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以歷史主動精神克難關、戰風險、迎挑戰，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為新時代新征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以歷史主動精神錨定發展方向、破解發展難題，對于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奮力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具有重大意義。

1.“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的核心要義和戰略價值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作出“我國發展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的重大判斷，深刻揭示了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的時代必然性。唯有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才能在變局中把握先機、在挑戰中開辟新局。“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核心要義在于聚焦國家利益與長遠目標，不受外部干擾與誘惑，保持戰略定力，堅定不移沿著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推進各項事業，實現國家穩定、繁榮與進步。

應對風險挑戰的根本出路，在于以歷史主動精神夯實發展根基，這既是黨的奮斗歷史的經驗總結，更是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部署的戰略要義。一是把握歷史規律的必然選擇。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發展有其客觀規律，但人在其中并非消極被動。中國共產黨一百多年的奮斗史，就是把握歷史主動、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的勝利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主動探索革命道路，擺脫被動局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堅持自力更生，奠定我國工業化基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偉大覺醒主動破局，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新時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是延續這一歷史邏輯，通過辦好自己的事掌握發展主動權。二是應對外部沖擊的戰略支撐。當前國際博弈的本質是實力較量，唯有自身強大才能抵御風浪。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各種不確定性，核心就是通過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將制度優勢、市場優勢等轉化為發展勝勢，構建起抵御外部風險的堅實屏障。三是推進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必須錨定中心任務不動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十五五”時期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這就要求我們摒棄“外部依賴”思維，聚焦國內發展重點。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到推進共同富裕，從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到治理能力提升，唯有集中力量辦好這些關鍵事情，才能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讓民族復興的步伐更加堅實。

2.我國具有“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的基礎和優勢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更加彰顯。此外，改革開放以來積淀的物質根基與經濟社會結構優化釋放的發展潛能，共同為我們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構筑起堅實支撐、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為我們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提供根本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把黨的領導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全過程，凝聚起全國各族人民的力量，形成上下一心、同向發力的強大發展合力，確保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方向推進。

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為我們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提供廣闊空間。強大國內市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依托。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我國擁有14億多人口的龐大消費群體與多層次市場需求，既能為國內產業發展提供穩定的“需求土壤”，支撐企業規模化創新與生產，又能憑借市場吸引力匯聚全球優質資源要素，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持續動能。

完整產業體系優勢是我們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的堅實根基。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當前，我國已形成覆蓋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的完整產業體系。這一“全鏈條”優勢不僅讓我們在面對外部產業鏈供應鏈波動時，能夠保持自主生產與應急保障能力，更能為新質生產力的培育提供全流程支撐，推動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

豐富人才資源優勢為我們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提供智力支持。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機遇，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我國2024年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已達2.5億，龐大的人才隊伍與持續提升的勞動者素質，正成為科技創新的“核心引擎”。從基礎研究的原始突破到產業技術的迭代升級，從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到新興產業的培育壯大，人才始終是激活創新動能、支撐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

改革開放40余年積淀的豐碩物質成果是我們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的雄厚底氣。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總量接連跨越重要臺階，2025年預計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40萬億元左右，建成了世界上覆蓋最廣的基礎設施網絡，糧食、能源等重要戰略物資保障能力持續提升，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實現歷史性跨越。這份堅實的物質積累，不僅為應對各類風險挑戰提供了“緩沖墊”，更讓我們有能力加大對科技創新、民生保障、生態環保等領域的投入，為經濟社會長遠發展夯實基礎。

經濟社會結構深度變遷釋放的發展潛能是我們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的活力源泉。當前，我國城鎮化率持續提升，2024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67%，新型城鎮化進程不僅帶動了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完善的巨大需求，更推動人口、資本、技術等要素向城鎮集聚，催生新業態、新模式的涌現；同時，城鄉融合發展加速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深入實施，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格局逐步形成，為經濟發展開辟了“城鄉聯動”的新空間。這種結構變遷帶來的發展韌性與張力，讓我國經濟在面對周期性波動時能夠展現出更強的調整能力，持續釋放長期增長潛能。

3.以歷史主動精神破解發展難題的實踐路徑

堅持人民至上，凝聚發展合力。歷史主動精神的本質是人民立場的彰顯。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將“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作為根本目的，明確了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的價值導向。激發人民主體活力是核心。尊重人民首創精神，鼓勵群眾在基層治理、創新創業中積極作為，通過完善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激勵等制度，讓企業家、管理者、科研者、職工等各類主體的積極性充分釋放。近年來，我國農村電子商務、鄉村旅游等新形態蓬勃發展，正是人民活力的生動體現。解決民生關切是關鍵。聚焦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加大對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的投入，健全鄉村振興長效機制，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就業是民生之本，要針對高校畢業生、脫貧人口等群體精準施策，通過產業升級創造高質量就業崗位，以就業穩保障收入穩、消費穩，形成“民生改善—內需擴大—發展升級”的良性循環。

強化創新驅動，筑牢高質量發展引擎。創新是歷史主動精神的核心體現，更是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的根本動力。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將“改革創新”作為根本動力，強調要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構建科技自立自強體系是首要任務。要深入實施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戰略，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實驗室等戰略科技力量，支持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針對“卡脖子”等技術難題，借鑒載人航天領域“100%國產化”等攻關經驗，建立和完善“揭榜掛帥”“賽馬”等機制，集中優勢資源突破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等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同時暢通科技成果轉化通道，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資本市場生態，讓創新成果更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培育新質生產力是關鍵抓手。要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升級，運用數字技術改造制造業、農業等傳統領域；壯大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打造產業新支柱；前瞻布局量子計算、生物制造等未來產業，搶占發展新賽道。通過“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深化改革攻堅，激發制度創新活力。歷史主動精神在新時代的重要體現，就是以改革破解發展難題，明確了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的戰略部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核心環節。必須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深化國企改革，推動國有資本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持續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持續優化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發展環境，充分激發民營經濟生機活力。推進治理體系現代化是重要支撐。錨定“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重點深化民生領域改革：健全就業優先政策體系，完善職業技能培訓機制，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深化教育、醫療、養老改革，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推動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同時，強化風險防控機制，建立跨領域風險監測預警平臺，嚴防系統性風險。

擴大高水平開放，塑造發展競爭優勢。主動開放是歷史主動精神的鮮明特質。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這并非被動適應國際規則，而是主動塑造開放發展新格局。構建雙向開放新格局是重要路徑。一方面深耕國內大市場，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全球優質資源要素，打造“世界市場”；另一方面提升對外投資質量，推動高鐵、新能源等優勢產業出海，參與國際產能合作，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良性互動。要優化開放平臺布局，升級自貿試驗區、海南自貿港等載體，試點更高水平開放政策。參與全球治理變革是戰略舉措。應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數字經濟、綠色低碳等新興領域提出中國方案，推動構建多邊貿易體系，推動構建和維護公平公正、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國際經濟秩序。

（作者：張占斌，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