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長期以來，百姓對南京抗戰歷史的認知往往集中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慘案，那段血淚交織的歷史是民族集體記憶中的深刻創傷。然而，侵略者所犯罪行，又豈限于屠殺行為？在長達八年的淪陷時期，南京如何遭受系統性控制與改造？近年來學界通過對遺址群的全面梳理，作出了具有說服力的回應。

當我們談論抗戰遺址時，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斷壁殘垣的戰場、莊嚴肅穆的紀念碑。然而，這一概念的內涵遠比這些更為廣闊深邃。一面是侵略者鐵蹄踐踏留下的恥辱印記——那些殖民統治的機構、經濟掠奪的據點、進行奴化宣傳的場所；另一面則是中華兒女在絕境中奮起反抗所鑄就的光榮坐標——那些抗日政權的辦公場所、地下組織的秘密聯絡點與新四軍揮灑熱血的戰場。二者共同構筑了民族在特定時空下的完整記憶。

例如，由南京市中山北路32號“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所發出的指令，至遍布城區的偽政府機構粉飾出的傀儡門面；從位于香鋪營22號從事文化滲透的偽“中日文化協會”，到散布“大東亞共榮”論調的“南京放送局”；乃至強行建于五臺山實現精神殖民的“南京神社”——這些星羅棋布的空間節點，共同編織成一張嚴密而令人窒息的控制之網，將整座城市籠罩其間。這一切充分表明，日軍的侵略行為絕非偶發或失控的軍事暴行，而是一場經過周密策劃、具有嚴整組織架構，并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的全方位殖民統治。

這些歷經八十余載風雨、至今仍然存在的建筑遺址是見證者，發出最為鏗鏘的歷史證言。以江蘇路39號原侵華日軍憲兵司令部舊址為例，其建筑本身散發的陰森氣息，即是對當年在此發生的刑訊與秘密處決的無言控訴；它與汪偽特工總部南京區舊址之間僅數百米的空間鄰近關系，亦直觀揭示了日軍對偽政權特務機關的直接監視與操控。

利濟巷2號及18號，即原“東云慰安所”與“故鄉樓慰安所”，其內部被刻意分割為狹小單間的建筑布局，是日軍推動奴化制度的鐵證。面對部分日本右翼勢力以“軍妓”等說辭混淆視聽的企圖，這些遺存的空間形態與功能設定成為最直接、最徹底的駁斥。這些“沉默的證人”將歷史罪行牢牢錨定在具體的時空坐標之上，足以使任何否認與美化侵略歷史的言論陷于荒謬。這些遺址，就是以磚石書寫的、永不湮滅的歷史確證。

然而，南京的城市記憶并非只有血色與苦難。在高壓統治的縫隙中，抵抗的力量始終頑強存續并生生不息。南京的城市空間，既是承載深重苦難的場域，更是展現不屈抗爭的舞臺。我們不僅應關注草鞋峽、江東門等大規模屠殺叢葬地所象征的悲痛與屈辱，也須識別那些隱于街巷之中、閃耀著抗爭光輝的歷史坐標。現有調查成果已清晰勾勒出一幅南京的“抵抗地圖”：“橫山抗日民主政府”“溧高縣抗日民主政府”“送駕黨支部紀念館”……這些地名本身，便是穿透黑暗的歷史光芒。

苦難與抗爭，如同這部城市交響曲中密不可分的雙重主題，共同譜寫了南京在黑暗歲月中的復調敘事。一方面，是日偽政權嚴密的殖民統治網絡；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和南京地下黨組織與之進行的殊死斗爭。通過空間上的并置與對照，我們得以超越單一的“受害者”敘說，看到一個在血泊中掙扎、在壓迫下奮起的民族形象。而這，正是中華民族歷經劫難而依然屹立的根本原因！這種堅忍不拔、向死而生的抗爭精神，與其所遭受的苦難一樣，皆應成為民族記憶的核心組成部分。

講述苦難，并非為了宣揚仇恨，而是在警示世人和平之珍貴；講述抗爭，則是頌揚不畏強暴、堅守尊嚴的民族氣節。這是我們回望這段歷史所應秉持的理性態度。關于南京抗戰遺址的調查，正是對時代與歷史命題的深刻響應。其意義不僅在于歷史保存，更在于“激活”歷史，讓冰冷的建筑開口“說話”，讓沉默的空間講述過往。這些遺址是愛國主義教育最生動、最鮮活的“現場教材”。借助歷史地理信息等數字化技術，將這份承載著民族記憶的“城市地圖”完整、準確地傳承后世，讓更多人在歷史回望中探尋和平的真諦、理解和平的意義。

（作者：呂晶，系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