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踐悟】

當前，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城市人口密度攀升、各類自然災害與人為風險交織疊加，城市面臨的災害風險日益復雜多樣。在此背景下，建設安全可靠的韌性城市，既是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社會穩定的關鍵舉措，也是提升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筑牢高質量發展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撐。

202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提出“全面推進韌性安全城市建設”。2025年7月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著力建設安全可靠的韌性城市”的重點任務。2025年8月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對增強城市安全韌性作出部署，提出“增強城市綜合防災減災救災能力”，要求“健全城市規劃、建設、治理等領域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增強政策協同性”。通過政策協同推動韌性安全城市建設，是統籌發展和安全，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的題中應有之義。

韌性安全城市建設中的政策協同是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抓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一個內容豐富、開放包容、不斷發展的思想體系，既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等傳統安全領域，也包括生物安全、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城市是人口最集中的區域，也是生產生活要素最密集、風險最易疊加的空間單元，是各種安全威脅存在的主要場景和薄弱環節，其韌性安全水平直接關系“人民安全”這一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宗旨。而通過實現政策協同，有助于完善城市治理工作體系，推動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細化，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切實把總體國家安全觀落在實處。

一方面，政策協同為破解城市治理碎片化難題提供系統路徑。韌性安全城市建設涉及規劃建設、基礎設施、風險防控、監測預警、應急處置、社會動員、科技支撐等多個領域，內在邏輯呈現網絡化耦合。例如，地下綜合管網的安全冗余直接影響內澇風險治理，社區網格化治理影響預警觸達與微型應急的效率。只有不斷探索韌性安全城市建設政策之間的更優搭配組合方式，才能把分散的政策工具、部門資源、空間要素與社會力量黏合起來，為健全國家安全體系提供有力抓手和有效方法。

另一方面，政策協同為應對城市復雜風險提供穩固保障。當前，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重大自然災害、公共衛生事件、安全生產事故等時有發生，僅靠單一工具或單個政府部門難以有效調處。只有通過政策協同，實現產業、安全、生態與社會政策同向發力的跨領域責任分擔，財政與金融對重要工程持續供給的跨周期資源配置，以及從中央到基層一體化響應的跨層級協同聯動，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方能把城市公共安全領域的不確定性壓縮到可治理區間，切實提高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新征程上，以政策協同助力韌性安全城市建設，要打好政策“組合拳”。

發展政策與安全政策協同。發展是最大的安全，只有高質量發展才能促進高水平安全。應強化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加快培育形成新質生產力，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細化與智能化水平。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在城市建設中應增強憂患意識，強化底線思維、極限思維。近年來，洪澇地質災害頻發，危險化學品、特種設備、建筑施工、城鎮燃氣、道路交通以及消防安全風險疊加，公共衛生防控救治任務艱巨，這些都對城市高質量發展構成潛在威脅。進行現代化城市建設，應推動發展政策與安全政策協同，在樹立安全意識、強化安全性評估基礎上制定產業發展規劃、采取新質生產力促進措施，努力實現發展和安全動態平衡、相得益彰。

賦能性政策與限制性政策協同。賦能性政策側重通過資源投入、科技研發和人才培養等方式，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強化安全需求管理與結構性調控，但受制于應急資源剛性約束，可能存在一定時滯。限制性政策則通過制度約束、許可和懲戒等方式嚴守安全底線，反應迅速、覆蓋廣泛，但也可能削弱發展的積極性。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安全目標，堅持以安促穩、以穩保進，實現兩類政策有機結合、相互支撐，在城市安全發展的關鍵環節形成有機統一的政策工具，才能提升整體治理效能。

預防性政策與應對性政策協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城市運行管理，增強安全風險意識，加強源頭治理”。應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科學制定巨災應急預案，構建城市安全風險譜系，健全常態化風險隱患監測預警、排查整治機制。優化城市防災減災空間格局，增加生態屏障、隔離疏散通道，預留防災救災彈性空間。同時，完善快速處置、分級響應與社會動員的末端兜底。例如，加強應急指揮、處置和救援體系建設，推進應急搶險救災裝備及物資前置儲備；統籌利用地上地下空間，加強“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構建總量充足、布局合理的應急避難場所體系；等等。總之，建設韌性安全城市，在政策協同層面需要實現由災后應急為主向平急政策協同轉型。

基礎設施政策與社會治理政策協同。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基礎設施統籌規劃，優化布局結構，促進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韌性和運營可持續性”。城市基礎設施安全是城市實現韌性安全的根基。應加快防洪排澇、燃氣、電力、通信、交通等系統化建設，推動重要設施、能源、水源等分布式布局，完善抗災設防標準，并健全洪澇聯排聯調機制，提升城市排水防澇能力。同時，運用智能技術，整合應急、交通、能源、通信、水務等關鍵數據，打造智能政策組合設計與測試系統。這些關乎日常生活的基礎設施，又與老舊管線更新、無障礙與適老化設施建設以及推動歷史街區、老舊小區與產業園區更新等社會治理議題相聯系。應推動城市更新與韌性安全政策相耦合，以基層社會治理為抓手，建強社區網格化治理、物業協同、社會組織與志愿者隊伍。通過用好市民服務熱線等形式完善群眾訴求響應辦理機制，加強超大社區等特殊區域治理，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打通城市生命線安全與社區韌性，不斷提升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

（作者：吳蕓，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國家安全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