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推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國家治理方式。數字賦能治理是以數據為基礎、技術為支撐、協同為導向的現代治理模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全面貫徹網絡強國戰略，把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政府管理服務，推動政府數字化、智能化運行，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提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加強人工智能同產業發展、文化建設、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相結合”。數字賦能治理不僅推動數字政府建設全面提速，以數據驅動提升治理效能，而且促進多方主體協同共治格局加快形成，是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統性重塑。

數字賦能治理具有三重邏輯。一是制度創新邏輯，以數據驅動、算法優化為核心的智能治理體系突破傳統科層制層級限制，可以促進政府管理、社會調節與群眾自治良性互動。二是能力提升邏輯，以數據為資源、以算法為生產力，實現從“群眾跑腿”到“數據跑腿”、從“被動響應”到“主動感知”的轉變，有助于決策更科學、執行更精準、服務更高效。三是價值導向邏輯，運用智能化手段有利于精準識別民意，實現民情匯聚、政策回應、服務落地的閉環治理，更貼近民生、回應民意。

進入新時代，數字中國建設穩步推進，從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到城市治理智慧化升級等，數字化技術全方位嵌入政府運行機制，重塑著政務生態。也要看到，在這場數字變革過程中，一些地方出現技術應用與治理邏輯錯位的現象，形式主義頑疾與數字技術“聯姻”，催生新的“數字形式主義”，使技術賦能異化為形式負擔。例如，平臺運作不充分，部分數字政務系統重建設輕應用，未能有效支撐治理目標；痕跡導向過重，流程管理和數據留存成為考核重點，治理主體重形式而非實效；指標化評估過度依賴量化數據，遮蔽了社會的真實需求。從社會治理角度看，數字形式主義中的錦標賽邏輯和功利化思維導致部分治理主體以“數字光鮮”掩蓋“治理空心”。結果是削弱治理效能，數據表象繁榮掩蓋真實問題，基層治理難以精準回應公眾需求；增加治理成本，重復報送、層層留痕消耗人力與時間，降低公共服務效率；損害治理主體公信力，數字粉飾與指標化應付削弱公眾對政策執行的信任。

今年10月，中央網信辦與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印發《政務領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應用指引》，明確提出政務部門應統籌減負和賦能，避免盲目追求技術領先、概念創新，切實防范“數字形式主義”。防范治理“數字形式主義”，關鍵在于讓數字賦能治理回歸本位，推動數字化更好服務社會治理，使其真正成為提升治理效能、優化公共服務的“賦能器”。

以科學理念引領數字賦能發展方向，推動技術邏輯與治理邏輯相統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善于運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化手段開展工作”。治理中，數字化是手段，效能是目標。要以人民需求為導向，把數字化治理的出發點與落腳點聚焦于提升公共服務與改善民生，摒棄“唯技術論”“唯數據論”，實現技術理性與公共理性的有機融合，推動數字化轉型從“技術驅動”走向“治理驅動”。

以制度規范保障數字治理集約高效，完善制度供給與機制協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強化互聯網思維，利用互聯網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優勢，推進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為此，應健全數字治理項目全周期管理機制，強化立項論證、過程評估與動態調整，防止重復建設與資源浪費；完善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數據共享體系，打破“數據孤島”，實現治理信息資源的集約化配置。

以能力建設夯實數字治理基礎，提升治理主體的數字素養與協同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善于利用互聯網優勢，著力在融合、共享、便民、安全上下功夫”。數字治理的核心在人，關鍵在能力。需加強制度化培訓與實踐學習，增強治理主體的數據分析、智能決策和與公眾互動的能力；推動數據思維、系統思維與協同思維融合，建設一支懂數據、會治理、善協作的專業隊伍，讓數字化成為提升治理效能的有力支撐。

以技術創新驅動治理方式變革，推動智能化轉型與高效協同。數字治理的創新源于技術與治理的深度融合。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新技術為引擎，構建數據采集、分析、決策、反饋的智能閉環體系。強化算法治理與數據安全管理，完善隱私保護與倫理審查機制；通過技術創新帶動治理方式創新，實現從經驗決策向智能決策、從分散管理向協同治理的轉型，讓數字技術更好賦能社會治理效能提升。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