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教育強國·教育筆談】

隨著教育數字化的持續深入，教師工作內容正在發生新的結構性變化。填表格、打卡、截圖、系統登錄……這些看似微小的“指尖操作”，疊加起來卻成了占據時間、消耗精力的新型負擔。原本用于提效的技術產生“副作用”，反而讓教師在教學主業之外疲于應付“數字事務”。對此，教育部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減輕中小學教師非教育教學負擔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聚焦“精簡數據填報與應用程序使用”，提出一系列針對性舉措，旨在通過制度化治理，讓數字技術回到支持教學、服務教師的正軌，防止其帶來新的非教學負擔。這既是對教師現實關切的積極回應，也是教育數字化從“建設”走向“治理”的重要一步。

現實挑戰：先做“制度去冗”，再謀“技術賦能”

數字技術進入教育領域，對提升教育質量發揮了積極效應，但在實踐中也產生了新的矛盾。系統越建越多、平臺層出不窮、數據填報頻繁——“數字賦能”在一些環節異化為“數字加壓”。一些教師感到，技術加速加劇了自身的事務密度與注意力消耗。

因此，數字化賦能教師減負的根本在于制度上的“去冗”。技術本身并不構成負擔，真正的問題在于它時常被行政邏輯套上“管理化”的使用方式。各部門和層級的系統建設分散、標準口徑不一、數據壁壘突出，信息難以實現貫通與共享。教師在不同系統間不斷響應、重復操作，行政協同的成本下沉為教師的事務性負擔。

社會系統理論提出，一個系統要想高效運轉，關鍵在于降低其內在復雜性。教育數字化治理亦當如此。只有制度完成自我“瘦身”、標準實現統一整合、流程得到精簡優化，數字化才能真正“輕裝上陣”，讓教師把時間和精力投入教書育人本職工作中。《通知》的“對癥下藥”，正在于先解制度之結，而非寄望技術之便。

政策舉措：數字化治理的五大抓手

在“制度去冗”的主旨下，《通知》第五條從系統建設、責任落實、功能約束、平臺整合、流程管理五個方面作出部署，構成數字化治理的“五大抓手”。這五項舉措環環相扣，既對準教師非教學負擔的突出癥結，也為數字化賦能教師減負指明了路徑。

一是筑牢“統一底座”，打破數據壁壘。完善全國教師管理信息系統，建立統一、權威、可共享的數據平臺，是數字化賦能減負的根基。通過統一口徑、唯一標識、全周期管理，貫通教師招聘、任職、培養、評價等環節，打破信息孤島、避免多頭填報。堅持“最小必要”原則，明確數據用途與保存期限，讓信息采集真正為教育治理和決策服務，而不是成為教師的額外負擔。

二是完善“責任機制”，前移管理關口。在數字化環境下，平臺泛濫、入口分散、功能堆疊等問題屢見不鮮，其根源往往在于責任不清、管理缺位。《通知》明確建立教育移動應用管理責任制度，實行“誰選用誰負責”。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每年集中清理面向中小學和教師的政務App，形成省級選用清單；未納入清單的應用不得強制使用。通過將責任前移到決策端，在入口處貫通選用、備案、清理等環節，確保每一款進入校園的應用都有“身份證明”和“使用說明書”。

三是劃定“功能紅線”。非教學技術功能的過度介入，是教師數字負擔加劇的癥結所在。明確應用程序不得設置打卡簽到、積分排名、統計在線時長等強制性功能，非必要不得要求上傳照片、視頻、軌跡等敏感信息，正是防止“技術越位”的關鍵舉措。功能設計必須以教學所需為限、以教師可承受為度，防止“留痕主義”和“數據崇拜”對教育工作的侵蝕，以約束防濫用，以節制促高效，使數字化真正回歸教育邏輯。

四是推動“一網統管、一表通行”，提升協同效率。教師減負的關鍵，在于減少重復、打通堵點。《通知》提出推進教育數據平臺整合與共享，實現“一次采集、多方共享”，目的在于讓數據在系統間流通，而非在教師端疊加。通過統一目錄和口徑，確保同一數據在不同業務場景下同源同義；以數據共享替代重復報送，減少人工流轉和重復抓取，提升數據的準確性與一致性。同時，建立授權、留痕、審計機制，做到“誰使用、用到哪、為何用”可追溯、可問責，讓教師安心享有“一個表走天下、一次填長期用”的便利。

五是把好“審批閘門”，守住任務邊界。要讓教師真正減負，必須讓責任歸位、事務分明。《通知》強調，加強對教師填表、報數、統計等活動的統籌審批管理，不得安排教師承擔教育教學以外的數據報表工作，非教學業務調研不得進入校園一線。通過行政側集中受理和分級分發，把“數據任務”從教師個體側移出，明確哪些屬于行政職責、哪些屬于教學事務，避免讓教師替制度補位、為流程兜底。

治理邏輯：從分散改良到制度集成

數字化賦能教師減負的改革，正從分散改良邁向系統集成。教師的時間和精力能否真正聚焦于教學，取決于各層級、各部門能否主動承擔系統性責任，把“減負”從一線的被動應對，轉化為制度層面的主動作為。數字化賦能的目標，不是讓教師被動適應技術環境，而是讓制度依托技術去營造良性生態，使教育系統更加支持教師專心教學、安心育人。

具體而言，《通知》推動了三個深層轉向：一是從理念導向到制度落地。以往的教師減負多停留在號召層面，缺乏可操作的制度抓手。此次通過清單管理和審批約束，把“哪些不該做、出了問題誰負責”等具體內容納入制度建設，讓減負有章可循、有據可依。二是從部門分割到系統協同。各部門間建立統一的系統和數據平臺，讓信息在行政體系內順暢流通，打破重復報送的循環，使教師從“為系統服務”轉為“由系統服務”。三是從事后應對到前端防控。將責任壓實在決策源頭，把風險防控嵌入制度起點，防止系統建設無序、任務下達失度。這樣以制度立規矩的方式，使教師減負進入可持續、可檢驗的系統治理軌道。

長效機制：穩推進、防回潮、重監測、強協同

數字化賦能教師減負，關鍵在于形成持續的制度支撐。結合《通知》精神，可以從“穩步推進、防止回潮、強化監測、協同發力”四個方面把握其治理方向。

要穩健有序推進。只有摸清底數，識別數字系統間的重疊與脫節，才能實現有針對性的優化。對教師負擔的數字化治理應在既有基礎上進行銜接與整合：能互通的盡量打通，能兼容的盡量合并，避免反復折騰，讓既有資源在統籌中提效，使數字化真正減負而非添負。在此基礎上，需要不斷優化與固化，通過完善“最小必要數據集”“一次采集”等規則，推動清單化選用和年度清理的常態化，讓減負改革行穩致遠。

要防止負擔回潮。鞏固減負成效，需守住三條防線：守住職責邊界，凡與教書育人無關的事項不得以“數字化”名義下沉到教師端，跨部門任務應回歸行政流程；守住信息邊界，敏感數據默認不采集，確需采集要有明確依據與用途；守住系統安全，建立“白名單—黑名單—退出機制”的動態管理模式，讓問題應用能及時被發現、被清理。

要強化實證監測。數字化賦能減負，既要靠制度推進，也要靠可量化、可追蹤的成效驗證。《通知》提出建立教師減負監測點和線上線下一體化監管機制，核心正在于此。要持續考察技術在實際使用中對教師時間分配、教學投入、情緒負荷等方面的真實影響，從而判斷其是否真正減輕了教師負擔，還是以新的形式增加了事務壓力。基于這些實證數據，才能對技術應用進行及時修正和優化，讓數字化治理建立在真實經驗之上。

要深化協同共治。技術的價值不僅在于幫助教師提升個體效率，更在于為教育治理搭建起協同的結構與通道。《通知》提出要形成“教育主責、部門協同、上下貫通”的工作格局，而數字技術正是在這一格局中發揮紐帶作用的關鍵力量。教育行政部門要統籌建設數字化治理環境，地方要細化落實，學校要優化數據采集與使用流程，防止任務疊加、重復報送。在此基礎上，信息得以互通，標準得以統一，數據得以共用，使各層級在同一系統中協同運轉，決策與執行、反饋與改進形成閉環。這樣，數字化賦能減負才能超越工具層面的改良，成為推動教育治理協同運行的制度力量。

（作者：周深幾、宋萑，分別系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教授）